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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以降,启蒙主义政治解放的构想主导着知识阶层的理论方向。不论是德先生、赛先生,还是移风易俗、重塑人民和改造语言的努力,都是五四启蒙者投身救亡图存的理论凭借。但是,当半殖民半封建的内外危机打破了启蒙式的政治解放的想象,知识分子便开始自觉地反思局限于意识形态变革的启蒙。同时,当十月革命展现了另一条依靠庶民而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马克思主义便开始成为了五四运动新的历史特征。尽管在一开始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转向由于缺乏组织和理论译介,仍然掺杂着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等泛左翼的内容,但随着人民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逐步获得了能动性,马克思主义也开始接过了启蒙主义未竟的救亡图存的使命。
Abstract：After the New Cultural Movement, the concept of enlightenment political liberation dominated the theoretical direction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The enlightenment movement thus absorbed vast theoretical tools in the name of Mr. Democracy and Mr. Science, including the efforts to change the customs, reshape the people and transform the language. However, when the 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 internal and external crises broke the imagination of the enlightened political emancipation,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then began to consciously reflect on the enlightenment limited to ideological change. Meanwhile, the October Revolution expressed another way towards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by the people, which introduced Marxism as the new historical essence into the May 4 th Movement. The Marxist practice in the movement was mingled with anarchism, populism, syndicalism and other pan-left wing attributes. However, as the people gradually gained initiative in the anti-imperialist and anti-feudal revolution, Marxism began to take over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saving the country from the enlightenment.
(1)这种对启蒙主义口号的消极性尤其体现在农民阶级,除了民粹主义者,大多数知识群体都感慨农民的消极性所造成的历史阻碍。事实上,直至北伐,农民才真正获得大多数革命者的重视,而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土地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才将农民纳入革命的主体。而延安时期,农民的文化和艺术的主体地位才得到知识阶层广泛的认可。在此之前,尤其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农民对知识分子所提出的启蒙主义口号是冷漠的。尽管五四之后出现了涉及农民生活的平民文学,以及鲁迅、郁达夫和李大钊对农民启蒙的呼吁,但这仍然是外在于农村来描述农民的精神现象。这种表面上容纳农民的启蒙主义的平民文学,实际上“意指着市民而不是工农大众,所谓平民文学,其实是市民文学。”参见向林冰:《新文艺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上潘梓年同志的发言》,《新华日报》1940年7月4日。
(2)邹蕴真:《现代西洋哲学之概观》,《新时代》1923年4月10日第1卷第1号。
(3)(4)(17)(26)(40)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11、8、15、12、28页。
(5)卢梭认为我们生来具备感觉的能力,并由此受到外界的影响。但是,感觉所导致的趋利避苦的行为必须符合理性赋予我们的幸福观念。参见卢梭:《爱弥儿》上卷,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8~9页。
(6)康德哲学中“理性=成年”、“非理性=未成年”的等式,必然受到他所热衷阅读的《爱弥儿》的影响。在该书中,卢梭已经给出了类似的“等式”:“当我说感性的理解或孩子的理解时……当我说理性的理解或成人的理解时。”参见卢梭:《爱弥儿》上卷,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02页。
(7)Immanuel Kant:Werke in zw觟lf B覿nden.Band 11,Frankfurt am Main 1977.Erstdruck in: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Dezember 1784,S.481~490.
(8)宰平:《倭伊铿谈话记》,《解放与改造》第4卷第5号。
(9)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1916年12月1日第2卷第4号。
(10)郭泰(Her-mann Gorter):《唯物史的宗教观》,李达译,《少年中国》1921年5月15日第2卷第11号。
(11)(13)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年1卷1号。
(12)例如兼生发表于《解放与改造》1919年第1卷第6号的《克鲁泡特金的道德观》,借助典型的启蒙政治哲学,即善恶的标准起源于趋利避苦的自然法,指出宗教利用了这种自然法则而对人民进行欺骗。其言辞在激进之余,又细心地对基督教教义进行批驳,例如根据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三节,作者指出:“这些昆虫龈鼠和野人之类没有读过康德的书,没有看过教会牧师或是摩西的训诫,然而他们却有同一的善恶观念。你回想一会你就可以知道,蚁子龈鼠和那耶教徒或是无神论的道德家所谓善的,就是那些有利于保全他们族类的,所谓恶的就是那些有害于种族的”。
(14)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1919年1月15日第6卷第1号。
(15)高元:《民主政治与伦常主义》,《新潮》1919年12月1日第2卷第2号。
(16)卢梭认为,习俗和舆论是无形的宪法,是法律和政治制度得以成功的前提。因此要将理想政治制度成为现实,只是将设计好的制度落实到权力机构是完全不够的,而是“要倒果为因,就需要使本该是制度的产物的社会精神转而超越在制度之上,使人民在法律出现之前就成为他们在有了法律之后才能成为的那种样子”。参见卢梭:《社会契约论》,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47~48页。
(18)郑振铎:《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新社会》1919年11月21日第3号。
(19)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描述了这一现象。由于“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因此古典时代的传统和符号“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人们通过革命来创造历史的时候,总是会借用“亡灵”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例如,路德换上了使徒保罗的服装,1789-1814年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服装,而1848年的革命就只知道拙劣地时而模仿1789年,时而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0页。
(20)赵汀阳:《深化启蒙: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到方法论的关系主义》,《哲学研究》2011年第1期。
(21)[荷]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22页。
(22)[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99页
(23)(28)谭鸣谦:《“德谟克拉西”之四而观》,《新潮》1919年5月1日第1卷第5号。
(24)王光祈:《团体生活》,《少年中国》1919年12月15日第1卷第6号。
(25)傅斯年:《中国狗和中国人》,《新青年》1919年11月1日第6卷第6号。
(27)刘伯明:《非宗教运动平议》,《学衡》1922年1月第6号。
(29)[法]卢梭:《政治经济学》,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9页。
(30)卢梭对加图的推崇,他认为加图是公民中的佼佼者,他心系祖国,为了保卫国家、自由和法律并反对世界的征服者而奋斗了一生。参见卢梭:《科西嘉制宪意见书》,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1~22页。
(31)周太玄:《宗教与中国之将来》,《少年中国》1921年8月1日第3卷第1号。
(32)(35)筑山醉翁:《社会主义简明史》,《解放与改造》1920年1月1日第2卷第1号。
(33)[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34页。
(34)李泽厚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关怀国事民瘼的观念意识和伦理精神,肇始于汉代的大学生运动,延续至清末的甲午公车上书和辛丑后留日学生的投身革命。参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
(36)胡适:《四十自述》,北京: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99页。
(37)[法]布朗基:《祖国在危急中》,顾良、冯文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8~39页。
(38)[英]柏克:《自由与传统》,蒋庆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2页。
(39)陈独秀:《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青年杂志》1916年2月15日第1卷第6号。
(41)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1919年12月1日7卷1号。
(42)《李大钊文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5页。
(43)瞿秋白:《革新的时机到了!》,《新社会》1919年11月21日第3号。
(44)周炳琳:《五四以后的北京学生》,《少年世界》1920年1月1号第1卷第1号。
(45)罗家伦:《近代西洋思想自由的进化》,《新潮》1919年12月1日第2卷第2号。
(46)《查禁“妨害治安”的机会出版之经过》,《每周评论》1919年1月1日第24号。
(47)南陔:《无政府主义之由来及无政府党各家之传略与学说》,《解放与改造》1919年11月15日第1卷第6号。
(48)若愚:《无政府共产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每周评论》1919年4月20日第18号。
(49)我们中国的少年要改造“少年中国”,只有与农民打成一气,因为农民是劳动界的大多数,握着一般缙绅先生的生命……我们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不愿在都市上鬼混的都可以加入此项团体,系指我们会员中有一部分人在都市上奋斗的,我们的新生活,就是他们的大本营,随时可以回来……若愚:《讨论小组织问题·致夏汝诚先生书》,《少年中国》1919年8月15日第1卷第2号。
(50)“克罗巴金(Kropodkin)的互助主义。无政府主义现在却为各国政府所利用。这是过渡时代的现象呵。”蔡元培:《大战与哲学》,《新潮》1919年9月20日第1卷第1号。
(51)[爱尔兰]萧伯纳:《华伦夫人之职业·第一幕》,潘家洵译,《新潮》1919年10月30日第2卷第1号。
(52)东荪:《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解放与改造》1919年12月1日第1卷第7号。
(53)钱玄同:《通信·写白话与用国音》,《新青年》1919年11月1日第6卷第6号。
(54)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新青年》1918年10月15日第5卷第5号。
(55)许地山:《“五一”与“五四”》,《新社会》1920年5月1日第19号。
基本信息:
DOI：10.14167/j.zjss.2019.04.002
中图分类号:D231
引用信息:
[1]包大为.从启蒙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的历史转向与内在动力[J].浙江社会科学,2019,No.272(04):11-18+155.DOI:10.14167/j.zjss.2019.04.002.
基金信息: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从启蒙到解放: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多元实践研究”(18FZX035)阶段性成果
2019-04-15
2019-0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