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权力运行正在发生从生命政治转向精神政治的范式跃迁。透视作为新自由主义权力技术的精神政治，始终内嵌着双重运作逻辑：一方面，通过“自我量化”“自我优化”“自我剥削”的三重机制促成权力运行的生产性转型，高效地生产契合资本逻辑的“功绩主体”；另一方面，通过创设“自由”感知、重置“自由”概念、歪曲“自由”语义的三重叙事完成权力话语的肯定性重构，系统地制造遮蔽资本剥削本质的“自由幻觉”，两方面合谋驱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呈现出“自由的权力”的新型权力景观。深入更具基础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将精神政治还原为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普遍规律”支配下资本形而上统治的“特殊生产方式”，剖析作为其社会生产基础的非物质剩余价值生产方式以及与之同质同构的实质吸纳剥削性状，揭示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权力技术从“物”的“强制性”占有向“非物”的“生产性”操控迭代升级的内在逻辑，从而更彻底地暴露隐匿于“自由”外衣下精神政治作为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全面异化统治形式的权力技术实质。
《周易》的“制器尚象”思想是中国古代意象思想的源头之一。狭义的器源于上古先民的制器实践，由人通过技艺所制作，指主体师法造化、得自心灵的创造物，从独创性的角度可以看成一种广义的艺术品。象是物形感性呈现的效果，是对大千世界动植物的情态模拟，是器形的呈现，具有非实体性特征。制器尚象以师法造化为基础，以象天法地。上古制器中的仿生造型和纹饰，包括抽象和变形等，是制器中摹仿的具体表现，通过象征等手法包孕着主体的情意，体现了摹仿与创造的统一。制器体现了自然规律和人类文明创造规律的统一，是宇宙生命精神的体现。制器以象体道，既反映了主体的思维方式，又反映了主体的审美价值观。器的创造过程便是道之用的过程。
不同于理论史、概念史、范畴史的研究，“观念史”研究具有跨学科的特点。它超越了传统意象美学研究中的理论化、体系化表述，关注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意象”观念，关注人们对于“意象”问题的所思所感，从而为中国意象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从“观念史”角度切入，有助于推进中国意象美学的研究，其路径与方法主要表现为：第一，立足于中国文化语境，探讨意象观念产生的文化、历史和心理的根源；第二，将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结合起来，以艺术实践来印证艺术理论；第三，“山峰”与“低谷”，精英阐释与大众阐释的统一；第四，辨析不同路径的“意象”观念阐释，突出“意象”作为中国哲学美学核心观念的意义内涵。
在政务服务提供中应用人工智能（AI）技术并推动智能化转型，是政务服务改革与创新的关键议题。政务服务的智能化转型要关注政府部门如何部署AI，以及公职人员如何应用AI。据此提出AI部署与应用的初步分类框架，分析政府智能化转型中的突出问题。探讨首席AI官在政府智能化转型中的角色与作用，并提出政府智能领导力的发展方向。从价值取向、场景选择、治理框架和安全保障等方面，提出促进政务服务智能化转型的对策建议：应关注为民服务的核心价值，应用场景选择应有所为有所不为，政务服务的AI应用要建立完善的治理框架，并要关注智能化转型的风险。
在全面推进共同富裕的背景下，收入分配态度相关研究愈发受到学者关注。收入分配态度的形成既涉及社会心理过程，也是社会分层秩序在观念领域制度化的结果，而合法化则是这一过程的重要机制。本文构建起以合法化机制为核心的解释框架，探究社会分层如何通过形塑民众的分配公平理念，进而对收入差距感知产生影响。实证研究表明，中国民众的分配公平理念和收入差距感知都存在明显的职业群体差异。合法化机制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中国社会分配态度的职业群体差异，其中，价值规范的合法化是收入差距感知的职业群体差异的重要来源，而地位认知的合法化则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收入差距感知的职业群体差异。收入分配态度的合法化解释框架作为沟通宏观结构与微观态度的分析工具，为我们研究社会分层的主观后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
本文旨在揭示树立家庭本位的意义、内涵和政策含义。首先，阐释家庭作为经济社会基础单位，在投资于人、促就业、增收入、稳预期，以及建设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中的不可替代作用。其次，从物质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出发，讨论投资于人的报酬递增性质，据此提出政府作为投资于人主体，并承担主要支出责任的判断。再次，从以人为中心发展思想出发，阐述家庭作为人的载体和人口基本单位、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对象，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的作用，进而在规范经济学框架下论述家庭是民生建设的重要支撑点。最后，在总结主要论述观点的同时，简要概括本文的政策建议。
基于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中国需要促进形成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国家规模和演进阶段是影响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规模—阶段—模式”三维框架对美国、日本和新加坡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案例的分析表明：大国可以充分利用国内市场规模优势，并依据经济发展阶段演进和供求相对关系，推动经济发展模式从投资驱动型向消费拉动型转型；小国无法依赖国内市场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需要不断在比较优势重构过程中寻找开放型的适应性发展战略。因此，中国需大力提振消费，积极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推动经济发展模式由投资驱动型经内需主导型向消费拉动型转变。
本研究在团队竞赛框架下探究团队内分配制度对团队成员努力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平均意义上，相较于平均分配制度，采用次比例分配制度、比例分配制度、超比例分配制度和“赢者通吃”分配制度等具有激励作用的分配制度提升了团队成员的努力水平；（2）采用不同的具有激励作用的分配制度时，团队成员努力水平的提升幅度没有显著差异；（3）采用“赢者通吃”分配制度时，团队成员的努力水平出现分化，部分成员付出全部努力，部分成员完全不付出努力。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分配制度激励作用强度的提高使得团队内部不平等加剧，抑制了团队成员努力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本研究对团队内分配制度的设计有重要的启示。
在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持续深化的背景下，数据制度成为跨部门协同走向深化、常态化运行的关键条件。本研究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典型场景，结合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分析了地方数据制度对“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支撑情况与规则特征，并剖析其背后潜藏的治理逻辑。研究发现，“高效办成一件事”需要数据生成与归集、数据共享、数据处理与应用、数据安全保障、技术规范五方面的数据制度支撑；对地方数据制度的规则特征分析结果显示，当前数据制度的治理逻辑是在不改变行政体制架构的前提下，在数字领域对部门间权责关系进行“再确认”，进而化解部门职责分工与整体性治理需求之间的体制性张力。未来的数字治理可在“结构—过程”分析范式基础上引入“制度”维度，以进一步深化对跨部门协同治理的形成机理与持续运行条件的解释。
面对19世纪末英语诗歌在语言与形式上的定式化倾向，中国传统意象理论以其独特的诗学生命力，逐渐成为西方诗人重新发现与再阐释的重要思想资源。费诺罗萨与庞德通过对中国诗学的跨文化阐发，使“意象”从修辞性形象转化为现代诗的核心结构原则；休姆立足于柏格森直觉主义与“幻想”机制的理论革新，在美学诉求上与中国传统象思形成深刻的跨文化共鸣；艾略特则通过“客观对应物”理论，在现代诗实践中重新确立了语言与经验之间的关联。本文从“意象”的本体论意义、隐喻-幻想机制与象意结构出发，探讨现代诗意象体系的转型路径，揭示中国诗学在这一过程中如何被重新发现并获得新的解释维度，从而推动现代诗在语言结构与诗学思维方式上的深层变革，并为当代中国诗学的理论自觉与全球化语境下的再建构提供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