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数智技术对人文社会科学（以下简称“文科”）的影响已然发生。素材在变，方法在变，研究对象在变，文科赖以成立的认知前提也在变。现在再讨论“是否接受”影响，已经没有意义，因为现实已经有了回答。进一步的问题是，我们接受影响的路径有几条？哪一条才是现实路径？沿着这条路径走下去，文科又会有何新发展？
西方哲学主流传统在身心二元论框架下，长期将身体贬斥为真理的障碍、被动的质料或无思的机器，从而将人的本质抽象化为去身体化的理性实体或先验主体。与此相对，马克思从其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开创性地将“身体”复归为人之存在的核心。他将身体确证为“感性—实践”的存在，兼具感性受动性、实践能动性与社会关系性三重规定：身体是有需求、对象性的自然存在，因匮乏而推动自身走向劳动实践。并在对象化活动中生成历史与自我，且始终嵌入具体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这一身体观革命直接重构了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使其从抽象的理性转向具体的感性整体，从静止的实体转向动态的生成，从孤立的原子转向关系性的社会存在。基于此，马克思的解放理论获得了全新的规范性意蕴：自由是身体潜能的实现，平等需保障身体发展的条件，共产主义则指向感觉的解放与身体的全面复归。这一以身体为锚点的哲学革命，不仅超越了传统哲学，也为现代哲学的“身体转向”提供了重要先声。
义乌国际贸易范式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迭代过程具有鲜明的义乌地方特色和历史演化特征。本文基于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从内生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化视角，剖析义乌从传统“鸡毛换糖”到“全球数贸”的国际贸易范式迭代过程。本文认为，义乌国际贸易范式迭代本质上是规模经济、集聚经济、范围经济及高交易效率等内生比较优势驱动中心地区贸易功能与外围地区生产功能不断分化和持续演进的结果。这一动态过程系统性地推动了义乌国际贸易在分工结构、分工形态、空间范围、组织方式、组织手段与治理机制上的范式转变。当前，义乌正处于由内生比较优势驱动的准前沿经济向动态竞争优势驱动的前沿经济跃迁阶段，精准培育基于贸易价值生态、现代贸易服务集成、全场景数字生态、智能贸易新形态以及协同智治等的动态竞争优势是实现这一跃迁的有效路径。义乌国际贸易范式迭代为深化、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助力全国其他地区培育开放型经济新优势提供了重要启示。
1914年，齐美尔撰写《为艺术而艺术》一文，回应了艺术史上的“为艺术而艺术”命题，并在艺术与生活相关联的基础上全面阐释了自己的艺术自律观。齐美尔从自律性角度建构艺术独立王国，从艺术哲学维度建构了艺术的第一重面貌。齐美尔将社会视为一件艺术品，强调艺术与社会的互动。他关心艺术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成为社会学的关注对象，艺术又是如何参与社会建构的，以及艺术有着什么样的社会功能和意义。通过对艺术的社会学考察和阐释，齐美尔从艺术社会学维度建构了艺术的第二重面貌。在齐美尔的学术视域中，艺术本质的阐释被置于艺术、哲学和社会学相融合的复调视域中。齐美尔从多个角度解读艺术，赋予艺术不同的面相，提供了一种艺术阐释的复调可能性。
司法人工智能正以前置方式介入裁判，通过类案推送、量刑建议等结论性输出，悄然改写以法官“直觉先行、事后证成”为特征的传统裁判说理结构，并在当事人意见经由算法与法官双重剪裁时，进一步制造可解释性难题与正当性赤字。本文借助法律心理学“直觉—理性”双系统理论和融贯证成理论，提出以法官为责任主体但非唯一话语垄断者的说理重构路径。在程序上区分当事人陈述、算法输出与法院立场的层级，强化对关键当事人意见的回应义务，在实质上将算法建议纳入法官主导的融贯论证网络中加以筛选、吸收或排除，从而在保留人类裁判最终审查权的前提下，为人工智能司法裁判结论的可解释性与正当性提供一套相对清晰且可操作的规范框架。
<正>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必然要求，是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核心命题。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创新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人民日报》，2025）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指明了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系统概括为“六个必须坚持”，即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
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人工智能作为新兴生产力，在被资本逻辑片面宰制后，便异化为一种特定的技术理性形式。对于简单劳动者而言，其异化应用不仅表现为“机器换人”的岗位替代，更演化为对劳动过程的深度控制与认知能力的根本剥夺。审视西方技术乌托邦幻象下的现实悖论可见，智能算法在私有制逻辑下通过“去技能化”机制，正导致分配正义的系统性断裂。西方这一困境表明，需要构建一种辩证统一的“共生范式”，确立技术与伦理的本体同源，以超越其技术异化的老路。这一范式将技术进步与伦理规范视为动态互构的过程。我国应以此为鉴，通过发挥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优势，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跨越，以人的解放重塑技术进步的终极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义乌通过市场带动工业与工业支撑市场，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发展之路。本文深入剖析“义乌发展经验”的独特路径与富民发展特征，探讨贸工联动带来小微企业主导的富民发展的特殊性与一般性，为我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城乡共同富裕提供经验借鉴。
从机械复制时代的“灵晕”消逝，到数智赋能时代的“数字灵晕”复现，“灵晕”的形变直指审美技术化与审美主体性冲突的时代隐忧，产生了在重构人技关系基础上重塑审美主体存在方式的时代命题。回到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审视数智时代审美主体性的风险表征，透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审美异化的生产机制及其造成的审美主体贫困问题，这一问题的实质是人技关系中人的主体性危机。坚持马克思对技术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规定，在人技交互的实践中完成人的尺度与技术尺度的内在统一，塑造人技共生的“美的规律”，从而为数智时代的审美突围提供新的实践出路。发挥数智技术增强具身感知集成、实现跨时空交互的赋能优势，重塑人技共生的具身审美主体，并在主体交互共创基础上构建审美共同体，使人技关系、以技术为中介的审美关系以及人与类本质的关系全部复归于人本身，最终使数智技术复归为人的感性解放的媒介。
侵害个人信息权益造成的损害难以认定，是制约侵权责任法有效参与个人信息公私法协同治理的关键瓶颈。损害的认定应从基于“自然损害”概念的“差额说”转向“规范损害说”。借由“个人信息财产价值分享原则”，信息主体就个人信息增值用益价值享有正当利益，不法处理个人信息场合，信息主体未分享该增值利益应被评价为受有损害。增值获利返还具有应对个人信息财产价值分配失衡的功能，是个人信息权益财产保护面向在事后救济阶段的体系性展开，构成大数据挖掘场景中信息主体分享处理者增值获利的合法路径。增值获利返还具有公平补偿性质，独立于填补性损害赔偿，其与行政罚款等公法责任的适用冲突，本质为实体法上的适用优先性与程序性支持缺位之间的矛盾，可因应公法责任执行与否，分别构建程序性协调机制，平衡个人信息公私益保护与处理者的可持续经营。人工智能在辅助收集处理者获利证据、构建处理者获利模型、提供类案参照和统一裁判尺度等方面的应用可能，可为化解增值获利返还裁判难题提供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