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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依法履行职责"的认定在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运行中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现有的研究成果,对职责范围界定、履职期限计算、判断标准选择等问题的关注与探讨严重不足。基于审判程序与执行程序的明确分工,保障生效行政决定内容实现的相关法定职责不应纳入行政公益诉讼监督,但是行政机关回复检察建议的职责具有独立性,属于行政机关的履职范围。履职期限以收到检察建议为计算起点,并应当将鉴定、公告等时间扣除。较之行政私益诉讼中的依申请履职,公益诉讼案件中行政机关的履职行为具有调查取证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调查对象的天然阻抗性以及"行刑衔接"的复杂性等特殊性,履职期限可以适当延长。由于职权法定、程序法定以及自然条件限制等原因,"不依法履行职责"的认定应选择行为标准。
Abstract："Failure to perform duties according to law" is deemed to play a particular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operation of China's administrativ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system.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have obvious shortcomings in determining the scope of duties, calculating the deadlines for performing duties, and selecting judgment standards. Based on the clear division of trial procedures and enforcement procedures,the relevant statutory duties that guarantee the realization of administrative decisions should not be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supervis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However, the duties of administrative organs in responding to prosecution recommendations are independent and should be clearly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duties performed by administrative organs. The time limit of performing duties should start from the time of the receipt of procuratorial suggestions, and deduct the time for appraisal and announcement.Compared with the performance of applying for duties in administrative private interest litigation, the performance of administrative organs in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cases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penness and uncertainty of investigation, the natural resistance of investigative objects, and the complexity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riminal and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so the time limit of performing duties can be extended appropriately. Due to statutory functions and powers, statutory procedures, and restrictions on natural conditions, the judgment of "failure to perform duties according to law" can only choose a standard of conduct.
(1)李立丰：《行政公益诉讼前置程序之实质化建构---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创新制度落实为视角》，《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徐全兵：《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职能定位与制度构建》，《行政法学研究》2017年第5期。
(2)(4)(11)(41)卢超：《从司法过程到组织激励：行政公益诉讼的中国试验》，《法商研究》2018年第5期。
(3)2018年7月至2019年6月，浙江全省各级检察机关共办理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案件9046件，提起诉讼的案件仅1件。参见王春等：《浙江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再亮优异成绩单》，《法制日报》2019年7月23日。
(5)参见珲春市人民法院（2017）吉2401行初53号行政判决书；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8）吉24行终104号行政判决书。
(6)卢超：《从司法过程到组织激励：行政公益诉讼的中国试验》，《法商研究》2018年第5期；刘超：《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省思》，《法学》2018年第1期；王春业：《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检视》，《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7)在珲春市人民检察院诉珲春市国土资源局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中，法院认为：“珲春市国土局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对检察建议作出了回应，珲春市检察院也应当知晓这个事实。故珲春市国土局迟延作出书面回复，不能构成实质性的违法。该行为也不属于本案审理的标的。”参见（2018）吉24行终104号行政判决书。
(8)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案例第30号。
(9)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案例第32号。
(10)参见（2016）吉0523行初25号行政判决书；（2018）鲁1728行初25号行政判决书等。
(12)刘艺：《构建行政公益诉讼的客观诉讼机制》，《法学研究》2018年第3期；卢超：《从司法过程到组织激励：行政公益诉讼的中国试验》，《法商研究》2018年第5期。
(13)刘超：《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省思》，《法学》2018年第1期。
(14)表现上看，行政公益诉讼是检察机关通过法院监督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是公权力主体之间就维护公共利益产生争议的解决方式。但是，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对象是行政相对人，必然会涉及私主体的利益。参见练育强：《行政公益诉讼第三人制度的实证反思与理论建构》，《行政法学研究》2019年第4期。
(15)王亚新：《通过强制执行的权利实现---执行程序的实际操作及其功能》，《当代法学》2018年第1期。
(16)有学者认为，责令停止违法和恢复原状共同构成责令改正行为，责令改正是与行政处罚、行政许可等并列的行政行为类型。参见黄锫：《行政执法中责令改正的法理特质与行为结构研究》，《浙江学刊》2019年第2期。
(17)依据《行政强制法》第12条和第13条，恢复原状是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申请法院行政强制执行的一种方式。
(18)参见高检院指导性案例第30号；高检院指导性案例第32号。
(19)参见（2018）吉24行终104号行政判决书。
(20)王春业：《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检视》，《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刘超：《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省思》，《法学》2018年第1期。
(21)参见（2017）吉2401行初53号行政判决书；（2018）吉24行终104号行政判决书。
(22)(37)王春业：《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检视》，《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23)刘超：《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省思》，《法学》2018年第1期。《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方案》和《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曾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在收到检察建议书后一个月内依法办理，并将办理情况及时书面回复人民检察院。”
(24)(32)(36)沈开举、邢昕：《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实证研究》，《行政法学研究》2017年第5期。
(25)参见（2017）吉2401行初53号行政判决书；（2018）吉24行终104号行政判决书。
(26)《行政许可法》第30条规定了相对人依法应当提供的各种材料，第32条对行政机关审核后不同情形该如何处理也作了明文规定。
(27)参见（2017）吉2401行初53号行政判决书；（2018）吉24行终104号行政判决书。
(28)(31)(34)(35)(39)刘超：《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省思》，《法学》2018年第1期。
(29)章剑生：《违反行政法义务的责任：在行政处罚与刑罚之间---基于〈行政处罚法〉第7条第2款之规定》，《行政法学研究》2011年第2期。
(30)王春业：《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检视》，《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滕艳军：《行政公益诉讼问题研究---以4起败诉案件为切入点》，载黄河主编：《深化依法治国实践背景下的检察权运行》，中国检察出版社2018年版，第523页。
(33)有人提出“不依法履行职责”判断的“行政过程”和“后果主义”两类判断标准。但是，“行政过程”反映的是行政职权链条纵向上不同职责履行的完整性问题，不是指在某个履职阶段行政机关采取措施、作出行政行为的全面性、充分性。参见卢超：《从司法过程到组织激励：行政公益诉讼的中国试验》，《法商研究》2018年第5期。
(38)只要在法律规定的职责以及相应的措施手段范围内选择，最终的落脚点还是行为标准，危害结果是否已经消除只是用于判断履职内容和措施手段是否全面充分的考量因素。
(40)参见（2017）黔2323行初3号行政判决书。
基本信息:
DOI：10.14167/j.zjss.2020.01.009
中图分类号:D925.3
引用信息:
[1]张旭勇.行政公益诉讼中“不依法履行职责”的认定[J].浙江社会科学,2020,No.281(01):67-76+157-158.DOI:10.14167/j.zjss.2020.01.009.
2020-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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