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社会科学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艺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曰:“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也”。中国文化“现象学”的总根源,发端于甲骨文的占卜记载(叙述),故后来则有“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左传.庄公二十三年》)之“文化大律”,且构成六经中之两经(《尚书》、《春秋》)。从“君举必书”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直至“崔杼弑其君”的不断舍命记述,震撼山河,鲜血淋漓,而丝毫无损此文化大律。时至先秦诸子百家,几乎所有的学派体系,都由寓言故事构成(庄子有“卮言-寓言-重言”之说,其间尤重寓言)。故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哲学史、文学史等等),实际是生动、具体而丰富的“事”史(“言”由“事”出,言归于事。“守株待兔”、“刻舟求剑”的故事,实在比一部哲学书还要深刻、丰富)。故中国民族“以事说理”的思维方式植根何其深远。

[2]章学诚著:《文史通义》,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页。

[3]“韵律-意象”之诗性程式,是从两方面来说的,一是宇宙大化中的韵律,亦即“天人一体”的生命律动,二是指中国诗性文化之调质(平仄四声,韵体节奏)。孤立之“意象”范畴,不足以表达其“以事说理”之诗性文化的丰富内涵,也难以区别于普遍性的文学型“意象”。这是当下学人之盲点。在中国文化史上,有韵之文先于无韵之文,(中国文体只此两种)。后来则是两者的互动、生辉,达成“韵中有散,散中有韵”的超越境界。《红楼梦》虽是小说(散),但其超越境界则处处是诗与韵律,况且其间也不乏众多诗句点缀,形成中国小说的“特殊张力”,完全区别于西方小说。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07~108页。

[5][6]《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42、332页。

[7]朱熹:《四书集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4页。

[8]《二程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86页。

[9]钱穆著:《湖上闲思录.推概与综括》,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版,第2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