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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提出了一种十分新颖而又极富争议的康德阐释，批评者们纷纷认为他犯下了可以称作“强制阐释”的错误。但以牟宗三为代表的批评者自身提出的康德阐释却往往也面临同样的指控。海德格尔在承认其阐释之“强制性”的同时，宣称应该将其视作一种“思想对话”。通过对海德格尔和牟宗三的康德阐释的比较和分析，可以澄清思想对话与强制阐释之间的区别。思想对话当中蕴含的主观性要素不仅不会造成对文意的曲解，反而能够作为“效果史”的一部分，让经典的意义变得更加丰富。
Abstract：Heidegger's interpretation of Kant is as controversial as it is original. According to many critics, Heidegger has committed what might be called the fallacy of “imposed interpretation”. But Mou Zongsan, an early and important critic of Heidegger in China, may face the same charge with regard to his own interpretation of Kant. While recognizing the “violence” or “imposed” nature of his interpretation, Heidegger claims that it should be regarded as a “thoughtful dialogue”.The meaning of the original text is not distorted by the subjective elements in a thoughtful dialogue, nor does it disappear with the divergences between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n the contrary, the significance of a classical text is enriched by these subjective elements and divergences as parts of its Wirkungsgeschichte.
(1)关于海德格尔和卡西尔之争，参见迈克尔·弗里德曼：《分道而行---卡尔纳普、卡西尔和海德格尔》，张卜天、南星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八章，以及Gordon,Peter,Continental Divide:Heidegger,Cassirer,Davo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
(2)关于海德格尔康德阐释的历史影响，参见Dahlstrom,Daniel，“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and Continental Philosophy:Heidegger’s Interpretation ofTranscendental Imagination”,in Paul Guyer (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p.380~400.
(3)张江：《再论强制阐释》，《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4)Heidegger,Martin,Kant und das Problem der Metaphysik,Frankfurt a.M.:Vittorio Klostermann,1998,S.XVII以下简写为KPM。中译文参见马丁·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在引用该书及其他各德文文献时，笔者均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行文习惯作了一些调整，不一一说明。由于海德格尔本人和学界通常都习惯于用“康德书”来指代该书，笔者在下文中也将遵循此惯例。
(5)在该书序言中，牟宗三坦陈自己的写作动机是由阅读海德格尔的“康德书”及《形而上学导论》所引发的，见牟宗三：《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牟宗三先生全集》20，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版，“序”第6~7页。称赞海德格尔的话引自该书第51、39页；即使在最后一章对海德格尔展开批评时，牟宗三也承认海德格尔关于先验想象力的大多数论述“是无甚问题的，而且极精透，诚能说康德所欲说者，至少亦不能说他与康德相违反”（第458页）。
(6)关于这一时期新康德主义的兴起与德国大学哲学的历史，参见K?hnke,Klaus Christian,Entstehung und Aufstieg des Neukantianismus:Die deutsche Universit?tsphilosophie zwischen Idealismus und Positivismus,Frankfurt a.M.:Suhrkamp,1993.
(7)Windelband,Wilhelm,Pr?ludien:Aufs?tze und Reden zur 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e,Tübingen:Mohr,1907,S.IV.
(8)本段中的论述主要依据纳托尔普的《康德和马堡学派》（Natorp,Paul，“Kant und die Marburger Schule”,KantStudien,XVII,1912,S.193-221）这篇对该学派基本立场的纲领性解说。亦参见Heis,Jeremy，“Neo-Kantianism”,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Summer 2018 Edition),Edward N.Zalta(ed.),URL=，以及迈克尔·弗里德曼：《分道而行》，第三章。
(9)Natorp，“Kant und die Marburger Schule”,S.196f.
(10)康德：《纯粹理性批判》，A 51/B 75。依照学界惯例，本文在引用康德著作时，来自《纯粹理性批判》的引文将标明相应段落在该书最初两个版本（A/B）中的页码，来自其他著作的引文则标明相应段落在“科学院版”《康德全集》（Kant,Immanuel: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Berlin:Walter de Gruyter,1900-，以下简写为KGS）中的卷数和页码。康德著作的中译文参照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010年版。
11纳托尔普明确承认了马堡学派的观点与费希特和黑格尔等人的唯心论之间的亲缘关系（Natorp，“Kant und die Marburger Schule”,S.210f.）。
12 Natorp，“Kant und die Marburger Schule”,S.204.
13 Heidegger,KPM,S.17.
14 Heidegger,KPM,S.21f.；参见S.23：“直观构成了认识的真正本质，并且，在直观与思维的所有相互关联中，直观都占有真正的分量。”
15 Heidegger,KPM,S.89.
16 Heidegger,KPM,S.167f.
17 Heidegger,KPM,S.160,168.
18本段中的论述主要根据Cassirer,Ernst，“Kant und das Problem der Metaphysik.Bemerkungen zu Martin Heideggers Kant-Interpretation”,Kant-Studien,XXXVI,1931,S.1-26.中译文参照卡西尔：《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评海德格尔对康德的解释》，张继选译，《世界哲学》2007年第3期。卡西尔在达沃斯辩论的现场便已相当清楚地表明了其基本观点（见KPM，附录四），在这篇书评中则对海德格尔的阐释进行了更加周密、更加深入的批评。
19 Cassirer，“Kant und das Problem der Metaphysik”,S16,19；卡西尔：《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第41、43页。
20 21 22 Cassirer，“Kant und das Problem der Metaphysik”,S.15；卡西尔：《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第40、42、42页。
23 Heidegger,KPM,S.202.
24 Heidegger,KPM,S.XIV,XVII.
25 Heidegger,KPM,S.XVII,201.参见海德格尔本人在一则事后撰写的札记中对“康德书”的描述：“一种去深思那未说出的东西的企图，而不是将康德固守在他已说出的东西上。已说出的是贫乏的，未说出的才是丰硕的。”（KPM,S.249）
26牟宗三：《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第458~459页，参见第451页、“序”第6页。
27牟宗三：《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第465~466页，参见第472页。
28牟宗三在《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中（第457页）提到了卡西尔将海德格尔视为“篡夺者”的说法，但随即指出这一说法引述自海德格尔“康德书”的英译本译者引言。
29 Heidegger,KPM,S.277f.
30牟宗三：《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第18、472页。
31 KGS,5:4.中译文引自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页。
32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一册），《牟宗三先生全集》5，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85页。
33牟宗三：《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第246页；参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一册），第43、120、185页。
34在《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中（第250、258页），牟宗三明确将“自由意志”说成是“本心仁体”的“良能”或“心能”。
35参见KGS,2:351f.,372;5:70f.,120f.;8:398,441.
36 KGS,8:335f.；参见KGS,28:769：“中国人试图尽可能多地摆脱他们的个体性，以便被吞噬到普遍的世界灵魂当中。”
37牟宗三：《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第252、258页。
38牟宗三关于“智的直觉”的学说在学界引发了不少争议，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邓晓芒：《牟宗三对康德之误读举要（之二）---关于“智性直观”》，载邓晓芒：《康德哲学诸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97~318页。亦参见杨泽波：《康德意义的智的直觉与牟宗三理解的智的直觉》，《文史哲》，2013年第4期；盛志德：《牟宗三与康德关于“智的直觉”问题的比较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9尽管海德格尔本人不大可能了解牟宗三对他的康德阐释的批评，但已有学者从海德格尔的角度对牟宗三进行了颇有道理的反批评，参见赵卫国：《牟宗三对海德格尔基础存在论的误置》，《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9卷（2010年）第1期。
40参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一册），第144~145、166页。
41牟宗三：《现象与物自身》，《牟宗三先生全集》21，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版，“序”，第18~19页；参见《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中（第153、160页）关于“本体”（Noumenon，牟宗三译为“物自体”）概念的类似说法。
42文德尔班在其名著《哲学史教程》的“绪论”中将哲学史分为“语文-历史的科学”和“批判-哲学的科学”这两个阶段的工作，可以与这里所说的相对照（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5页）。
43牟宗三《现象与物自身》，“序”，第3~4页；参见“序”，第8页：“洞见之发是他个人的灵光之闪烁；但一旦发出，此洞见是一个客观问题，亦可以说是圣哲生命之所共契。”李明辉：《牟宗三先生的哲学诠释中之方法论问题》，《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八期（1996年）（亦刊于《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1999年第1期），对牟宗三的阐释方法有全面深入的论述。在该文中，李明辉将牟宗三和海德格尔的阐释方法并举，同归为“创造的诠释”，强调它们与格义式的“比附”或“曲解”完全不同，这一点固然不错；但李明辉似乎没有注意到，不同的“创造的诠释”（如海德格尔和牟宗三的康德阐释）之间往往会有不小的冲突，也常常会进行相互批评，因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说明，如何在这些同为创造性的不同阐释方案之间进行评判和取舍。本文即试图在这个问题上有所推进。
44 Natorp，“Kant und die Marburger Schule”,S.193.
45 Fichte,I.H.(hrsg.):Fichtes Werke,Band I,Berlin:Walter de Gruyter,1971,S.434.中译本参见梁志学（编译）：《费希特文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661页。
46“制造虚假相关”是张江教授的说法，见《再论强制阐释》，第12~13页。
47 Sellars,Wilfrid,Science and Metaphysics:Variations on Kantian Themes,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68,p.1.
48 Heidegger,KPM,S.202.
49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7页。
50 Heidegger,KPM,S.249.
51参见A 314/B 370；亦参见KGS,8:218n.中关于莱布尼茨的评论。
基本信息:
DOI：10.14167/j.zjss.2023.10.008
中图分类号:B516.54;B516.31;B261
引用信息:
[1]南星.“强制阐释”还是“思想对话”？——海德格尔、牟宗三与康德哲学的阐释[J].浙江社会科学,2023,No.326(10):107-117+157-158.DOI:10.14167/j.zjss.2023.10.008.
2023-10-15
2023-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