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社会科学

参考文献

[1]王晓锋:《礼与中国传统政治制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1～62、65页。

[2]汉代开始推行“以孝治天下”的治国方略,其重要举措有:首先,在经济上优待孝子,具体方式有复除和赐帛等;其次,建立了举孝廉制度,让各地推举孝子入仕;第三,在法律上给予老人特权,如“年七十始,授之以王杖”。持这种特别手杖的老人,“入宫廷不趋”,“吏民敢有殴辱”者,处以“大逆不道”罪。(参见高成鸢《中华尊老文化探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页;李光勇《东亚社会保障制度的制度主义分析》,西南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定稿,第60页。)

[3](美)魏斐德:《当代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评价》,载于中国文化书院讲演录编委会《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三联书店19988年版,第186页。

[4]韦政通:《中国的智慧》,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45页

[5]从家长政治所立足的家族制度形态来看,在夏商周时期是宗法式家族,从汉代至宋代之前是世家大族式家族,宋代至解放前是祠堂族长的族权式家族。参见当代家庭史、宗族史学家徐扬杰、冯尔康、王玉波等学者的总结。

[6]瑑瑩朱日耀、曹德本、孙晓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反思》,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6、36页。

[8][9]何新:《中国文化史新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9～91、92页。

[10]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页。

(葡)曾德昭:《大中国志》,何高济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页。

岳庆平:《中国的家与国》,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334页。

[15]郑维东,谷啸:《西方政治文化中的法治传统》,《行政论坛》,2001年第7期,第32～34、32～34、32～34页。

[3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68～169、199、3页。

刘绍贤:《欧美政治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6、186页。

[17](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册),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转引自郑维东,谷啸《西方政治文化中的法治传统》,《行政论坛》2001年第7期,第32～34页。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24～125页。

这里对古希腊罗马社会的公民政治的介绍主要参考历史学家王曾才和顾准的研究成果。(参见王曾才《西方文化要义》,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3～37页;顾准《顾准文集》,中国市场出版社2007年版,第6～12页。)

王曾才:《西方文化要义》,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

[23]此时期雅典民主政治发挥到极高点。每一公民均能参与,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和史学家修昔底斯均曾担任过十将军委员会中的将军。修昔底斯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所记伯里克利在公元前431年所作的阵亡将士悼念词中,对民主政治多所闻扬,认为凡是不能或规避参与责任的人就是“无用的人”。在这里,公共精神和个人主义得到调和。雅典在各方面均堪为全希腊的表率,是“希腊的学校”。但是,雅典的民主政治有其限度。政府虽然鼓励公民参政,并且发给津贴和供应饮食,乡间农民仍不肯放下日常的工作来参与政治活动,以至仍是城市居民参政者多,城乡平衡的想法不能落实,距全民参政有落差。更重要的,雅典的政治只限公民阶级中的男性参与,而公民资格又是以血统为标准,因为公元前451年通过的法律,公民资格限于父母皆为雅典公民的人。固然,此法律另有其时代背景,它的目的在于防止雅典的盟邦的人民大量移居到雅典。总之,雅典民主排除了妇女、外来居民(多从事工商活动)和奴隶的参政。据估计,当时雅典公民的人数(包括妇女)约在170000人左右,其中男性成人约有40000人至45000人;外来居民约有30000人;奴隶的人数相当多,数字不确,可能与公民阶级的人数相当。这些奴隶多来自小亚细亚和黑海地区,除了在家庭为仆之外,有许多人在洛力姆山的银矿或其他地区做苦工,其境遇之渗,亚里士多德形容为“有生命的工具”。雅典的民主政治排除了这么多的人参与,此与现代民主体制允许每一个公民(而公民亦非以血统为唯一的标准)参与,可谓相去太远。因此,雅典的民主政治实际上只是少数统治,而非民主政治的多数统治。(参见王曾才《西方文化要义》,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7～28页;(美)艾德勒:《西方的智慧》,周勋男译,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5页。)

[24](意)格罗索:《罗马法史》,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页。

罗马帝国第一代统治者屋大维通常被尊称为“奥古斯都”,意思是“可敬可尊”或“伟大而神圣者”。罗马元老院给过他很多头衔,如公元前29年授他“统帅”(Imper-ator)衔,此为“皇帝”(Emperor)一词的来源;公元前28年授他“第一公民”(Princeps)头衔,此为君王(Prince)一词的出处;公元前28年荐他为“奥古斯都”(“可敬可荐”或“伟大而神圣者”);公元前12年授他“大祭司”称号,公元前2年他被尊为“国父”;他死后被奉为神。他被通称为“奥古斯都”。(参见王曾才《西方文化要义》,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3～34页。)笔者认为,如果与中国传统的“皇帝”、“君王”身份与权力相比,屋大维的“皇帝”、“君王”身份与权力要逊色得多,这可以参见本章第一节关于中国政治的家长政治属性的探讨。也许正是由于西方早期民主的公民政治比较发达,所以西方曾经有过的独裁统治才那么令西方人刻骨铭心。

顾准:《顾准文集》,中国市场出版社2007年版,第7～8、7页。

祝宏俊:《斯巴达元老院研究》,《史学集刊》2007年第5期,第21～31页。

(意)格罗索:《罗马法史》,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3,169～170页;周枬、吴文翰,谢邦宇:《罗马法》,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35～36页;吴少梅:《论前期罗马帝国元老院的重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第123～129页。

笔者对此有过系统研究,参见张海川《论现代社会保障的由来与走向——基于家庭文化的视角》,《宁夏社会科学》,2007(5)。

(美)英克尔斯:《意识形态与社会变迁》,沙亦群译,巨流图书公司出版社1973年版,第86～87页。

潘乃谷、潘乃和:《潘光旦选集》(第一集),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页。

[37]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页。

朱日耀、曹德本和孙晓春认为,一般地说,随着早期国家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将随之日益弱化,但是,中国的商周时代则不然,随着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宗法制度也在不断地完善和强化。据云,在西周初期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宗法制度。关于宗法制度,《礼记.大传》说:“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称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迁者也;宗其高祖者,五世则迁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义也”。对宗法制度的具体内容,历代史家曾经作出不同的诠释,不论人们的看法有什么不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宗法制度是血缘家族制度,同时,又是那个历史时代重要的政治制度,是专制主义政治统治的支柱之一,所谓“君有合族之道”即其证。在宗法制度下,族人依据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划分为大宗、小宗.因而形成宗法上的等级,而这个等级与政治上的等级往往又是一致的。在中国古代社会,政治上的君统和血缘关系上的宗统构成了对人的双重约束,人们不仅要服从君主专制的政治统治,而且又要效忠自己的宗族。血缘宗法关系渗透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角落,溶进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成为其基本的基因之一。(参见朱日耀、曹德本、孙晓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思考》,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6页。)

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1页。

[41]著名历史学家王曾才剖析了雅典城邦的民主政治与专制政治。(见王曾才:《西方文化要义》,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页)台湾学者韦政通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没有西方独裁统治和多数统治的对立,西方社会这个特点,与西方社会结构与面貌有关。他说:“西方世界是由许多不同种族、语系和文化所组成,在历史上他们相互攻伐,轮流统治,统治者与多数被统治者,由于种族、语言、文化等的隔阂,往往需使用暴力以图压制反对者。再被统治者一面,为了保障自身的权益,不惜流血斗争和统治者争取权利。”(参见韦政通:《中国的智慧》,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