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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性权力"被认为是现代国家构建的重要维度,决定着国家能力的强弱。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根据地的合理负担改革对于中国形成"基础性权力"有着奠基意义。论文选取晋察冀边区的"村合理负担"为代表案例进行分析,追溯中国国家政权现代化的历史源头。"村合理负担"在设计上由村庄本位、分数制和民主评议三个要素组成,这些权力技术使得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内增强了社会管治能力,不仅帮助根据地初步实现了高效、合理的资源动员,为后来"统一累进税"改革打下了基础,同时也帮助根据地推进了基础性权力建设,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Abstract：The so-called "infrastructural power" emphasized by Michael Mann is a requisite for modernstate constructing, which decide the ability of state. To trace how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built infrastructural power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article selects the "Village Reasonable Burden Distribution" of Jin-Cha-Ji Border Area as research case. This distribution system was designed to promote the logistics support of the border area. It was constituted by three important mechanism or power technology, which were village packing, pointing household institution and democratic assess. These mechanism or power technology helped the Border Area to penetrate the rural society effectively, increasing the sustainability of its logistics and thus creating the "infrastructural power" which was lacking in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国内学界以往更关注晋察冀边区的“统一累进税”改革,把在此之前进行的村合理负担改革仅仅作为统一累进税的过渡性环节而一笔带过,即使有专门研究,也只是简单介绍了其条例规定,未能详细分析其中蕴含的权力技术与历史意义。例如见魏宏运:《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合理负担政策》,《历史教学》,1985年第11期。
(2)Michael Mann: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 Its Origins,Mechanisms,and Results,in European Journal o Sociology,1984,Vol.25(2).
(3)刘昶:《迈克尔·曼论国家自主性权力》,载《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4)赵鼎新:《当今中国会不会发生革命?》,载《二十一世纪》(香港)2012年12月号。
(5)(16)[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0、57页。
(6)黄道炫:《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7)(23)(35)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农民负担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农民负担史(第3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284~285、289、166~167页。
(8)(9)(10)(11)(12)《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册)》(文献选编,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27~128、113~114、159、160页。
(13)(14)(17)(18)(21)(24)(25)(27)财政部农业财务司:《新中国农业税史料从编(第2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26、28、29、30、91、36~37、29、53页。
(15)刘昶:《华北村庄与国家1900-1949》,载《二十一世纪》(香港)1994年12月号。
(19)分数制的思路可能来自民间凑份子的做法,例如一篇党的内部交流文章中,使用的就是“份数”而非“分数”一词,其中称合理负担的分配取决于“定份”,所谓“定份”就是指确定每户承担的份数。这就使得“分”是一个弹性单位,实际数值可以变动。参见震原:《谈谈合理负担累进税的分配与定份问题》(原载《战斗》1940年8月20日),载《山西档案》1994年第6期。
(20)(37)魏宏运:《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财政金融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22~323、5页。
(22)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金融研究所:《冀鲁豫边区金融史料选编(上)》,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年版,第40页。
(26)宋劭文:《关于县村合理负担办法的商榷》,《抗敌报》1939年3月18日。
(28)赵秀山:《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页。
(29)雪峰:《征收合理负担累进税的几个问题》,载《战斗》1940年第41期。
(30)(33)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编辑组:《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一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828、823页。
(31)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会:《财政经济建设(下)》,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23页。
(32)(34)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财政篇)》,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5、157页。
(36)魏宏运:《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总论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35页。
(38)1948年时,晋察冀又将已成熟的“民主评议”推广到新区,使村民们在会上进行相互挤分。参见?《发动群众评议负担大阳新区争先缴粮》,载《人民日报》1948年11月11日。
(39)在根据地的工商税收中的应用,参见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编:《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财政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66页。
(40)蒋贤斌:《“民主评议”的实施与调整---建国初期城市工商税收方法、政策研究》,《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8期。陈永发:《中共建国初期的工商税收:以天津和上海为中心》,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湾)2005年第48期。
基本信息:
DOI：10.14167/j.zjss.2017.08.007
中图分类号:D630
引用信息:
[1]唐海华.走向现代国家:晋察冀边区合理负担改革中的权力构建[J].浙江社会科学,2017,No.252(08):58-65+85+158.DOI:10.14167/j.zjss.2017.08.007.
2017-08-15
2017-0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