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社会科学

参考文献

[1]张新宝:《侵权死亡赔偿研究》,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4期。傅蔚冈:《“同命不同价”中的法与理——关于死亡赔偿金制度的反思》,载《法学》2006年第9期。佟强:《论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之确定——对“同命不同价”的解读》,载《清华法学》2008年第1期。虽然亦有部分学者主张生命有价,认为死亡损害赔偿就是或者就应当是对生命本身的赔偿——命价赔偿,主张建立惩罚性死亡损害赔偿金制度,或者至少应当在有赔命价习惯的少数民族地区给予该习惯以一定空间,但此类观点在民法学者中不占主导地位。后种观点参见田韶华:《论惩罚性死亡赔偿金制度之构建——兼谈死者近亲属缺位情形下的死亡赔偿》,载《北方法学》2007年第5期。冉艳辉:《确定死亡赔偿金标准应以个体的生命价值为基准》,载《法学》2009年第9期。石春玲:《死亡赔偿请求权基础研究》,载《法商研究》2005年第1期。

[2][10]麻昌华、宋敏:《论死亡赔偿的立法选择》,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冉艳辉:《确定死亡赔偿金标准应以个体的生命价值为基准》,载《法学》2009年第9期。石春玲:《死亡赔偿请求权基础研究》,载《法商研究》2005年第1期。李碧峰:《论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兼评法释[2003]第20号相关规定》,载《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3]命价赔偿本身是一个历史现象,但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似乎有所回潮,我国死亡损害赔偿制度以及刑罚制度面临着这些少数民族“赔命价”习惯法的挑战,如何协调与处理是我国立法与司法必须直面的重大课题。参见杨方泉:《民族习惯法回潮的困境及其出路——以青海藏区“赔命价”为例》,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贾登勋、朱宁芳:《论国家制定法和藏族习惯法的融合与对接——以法律多元主义为视角》,载《甘肃理论学刊》2008年第6期。曹廷生:《恢复性司法视角下的赔命价——以民间法为研究立场》,载《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4期。淡乐蓉:《藏族“赔命价”与国家法的漏洞补充问题》,载《中国藏学》2008年第3期。南杰.隆英强、孟繁智:《藏族习惯法如何适应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思考——从藏族习惯法中的“赔命价、赔血价”谈起》,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4]孙鹏:《“同命”真该“同价”?——对死亡损害赔偿的民法思考》,载《法学论坛》2007年第2期。

[5]姚辉、邱鹏:《论侵害生命权之损害赔偿》,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6]林存柱:《我国死亡赔偿制度的演变与趋势》,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4期。

[7]孙鹏:《“生命的价值”——日本死亡损害赔偿的判例与学说》,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7期。

[8]任达:《“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学术研讨会综述》,载《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2期。

[9]让-保罗.让、让-皮埃尔.鲁瓦耶:《民法典:从政治意志到社会需要——两个世纪以来的评估》,石佳友译,载《法学家》2004年第2期。

[日]我妻荣:《判例漫策》,日本有斐阁1955年版,第229页。转引自孙鹏:《“生命的价值”——日本死亡损害赔偿的判例与学说》,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7期。

石春玲:《死亡赔偿请求权基础研究》,载《法商研究》2005年第1期。

冉艳辉:《确定死亡赔偿金标准应以个体的生命价值为基准》,载《法学》2009年第9期。

杨立新:《我国死亡赔偿制度应当进行改革》,载《光明日报》2008年5月6日,第10版。

田韶华:《论惩罚性死亡赔偿金制度之构建——兼谈死者近亲属缺位情形下的死亡赔偿》,载《北方法学》2007年第5期。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6页。

[17]梁慧星:《侵权责任法(第三次审议稿)的评析与修改建议》,中国法学网,http://www.iolaw.org.cn/showNews.asp?id=20025,2011年10月12日访问。

杨涛:《“同命同价”只在公众聚焦处率先实现》,载《中国青年报》2009年10月30日,第2版。《国家立法工作机关首次回应“同命不同价”现象》,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9-06/29/content_11621255_1.htm,2011年10月30日访问。

《城乡死亡赔偿金差距引发争议:怎能让收入为生命定价》,人民网,http://cppcc.people.com.cn/GB/34957/63648/4469942.html,2011年10月30日访问。

《最高法院拟出台相关决定解决“同命不同价”问题》,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7-03/14/content_5847193.htm,2011年10月30日访问。

我国学界通说认为以及《人身损害赔偿解释》规定,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专属权,专属于受害人,但自德国学者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具有可继承性以来,从者甚多,如冯.巴尔教授主持的《共同参考框架》、《奥地利损害赔偿法学者建议稿草案》等都明确规定非财产损失赔偿的权利(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可以转让并可以继承,我国民法学者王泽鉴教授、王利明教授等亦持肯定意见。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8页。王利明、周友军、高

圣平:《中国侵权责任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348页。

值得指出的是,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所造成的大量人员死亡,其死亡赔偿开始以《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后又以《侵权责任法》为依据。这显示我国死亡损害赔偿制度最终很可能会走向统一,而不像现在根据不同致死原因来分别规范。《“7.23”动车事故遇难者赔偿标准确定每人赔付50万元》,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2011-07/26/c_121725113.htm,2011年10月30日访问。

[23]陈聪富:《侵权归责原则与损害赔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4～2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