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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由于传世先秦史著匮乏,限制了我们对《左传》史学创作认识的进一步加深。然而,现今通过与新出土史类文献的比较可以发现,《左传》的内容具有无可比拟的丰富性和完整性;同时在思想上,《左传》对历史有着深刻的思考,将道德训诫、历史理性预测融入到叙事之中。这一史学创作的突破与创新,主要受作者身份、传书性质、成书过程、当时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作为先秦史学的突出代表,《左传》推动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与成熟。
Abstract：The lack of historical works of the pre-Qin dynasty confined our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y of Zuozhuan.However,the content of Zuozhuan has been found to be of incomparable richness and integrity through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previously and newly unearthed historical documents.In terms of ideology,Zuozhuan has a great insight into the history,illustrating moral discipline and historical rational prediction in a unique narrative way.The breakthrough and innovation of this historiography is mainly influenced by the author’s identity,the nature of the book,the process of writing,and the social environment at that time.As a prominent representative of pre-Qin historiography,Zuozhuan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and maturit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1)朱彝尊:《经义考》,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875页。
(2)蒲起龙:《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22页。
(3)黄灵庚、吴战垒:《吕祖谦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59页。
(4)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根据先秦古书的成书规律,《左传》在流传中必然有后人增益的成分,但现在一般认为,刘歆作伪不可信,且在西汉建立之前,《左传》整体内容已基本成型,汉人对其增改内容有限(具体论述可参见陈鸿超:《〈左传〉文献学研究---基于出土文献的新思考》,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所以我们仍视《左传》为先秦作品。另外,需要指出,我们现今见到出土的先秦史著,尽管保持了原始面貌,但它们并非最初的原本,也是在当时的传抄修改中形成的。也就是说,《左传》和这些出土文献均是在先秦环境中创作、流传、成型的。因此,通过比对这些出土史类文献,从而审视《左传》在先秦史学中的价值和地位的做法是可行的。
(5)此释文简序及释文主要参考黄人二《上博简第五册〈姑成家父〉试释》,《考古学报》2012年第5期。文本所引出土文献释文采用宽式。
(6)(7)(8)(9)(12)(13)(14)(15)(16)(18)(27)(28)(29)(35)(37)(38)(39)(41)(42)(45)(46)阮元校刻:《春秋左传正义》,载《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22、1913、1914~1915、1920、1822、1826、1822、1826、1823、1825、1802、1803、1816、2053、1831、1833、1833、1844、1845、2031、2016页。
(10)陈其泰:《〈左传〉在古代史学上的地位》,《人文杂志》1995年第3期。
(11)(26)(36)(40)李松儒:《清华简〈系年〉集释》,中西书局2015年版,第140、122、150、160页。
(17)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2页。
(19)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页。
(20)《左传正义》引《别录》: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从左丘明到张苍共八人,其中六人明确有仕途经历:左丘明是鲁太史;吴起仕于魏国和楚国;铎椒为楚威王太傅;虞卿为赵相;荀子受楚春申君之用,为兰陵令;张苍为汉初丞相。
(21)杜维运:《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93页。
(22)陈其泰:《〈左传〉在古代史学上的地位》,《人文杂志》1995年第3期。
(23)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297页。
(24)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83~284页。
(25)参见拙文《试论〈左传〉与清华简〈系年〉的文献关系》,《简帛研究》2017年秋冬卷。
(30)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页。
(31)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三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30页。
(32)最初释文见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44~153页。原简整理者最初分为甲、乙两本,后经学者讨论,实可合为一本。由于原简散乱,诸家编连各异,但基本均认同甲1+甲2+甲3+乙1+乙2+甲4为一组的排列。本文所引释文主要以李守奎、白显凤先生最新的释文为基础。见李守奎、白显凤:《〈成王为城濮之行〉通释》,《中国文字研究》2015年第1期。
(33)陈伟:《〈成王为城濮之行〉初读》,简帛网,2013年1月5日。
(34)“”、“”字释读从陈伟《读〈上博六〉条记》,简帛网,2007年7月9日;“”字释读从李学勤先生说,见李学勤《读上博简〈庄王既成〉两章笔记》,Confucius 2000网,2007年7月16日;“伏斧锧”从周凤五先生说,见周凤五《上博六〈莊王既成〉、〈申公臣灵王〉、〈平王问郑寿〉、〈平王与王子木〉新探》,《第二届传统中国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一)》2007年。
(43)可参见凡国栋《读〈上博楚竹书六〉记》,简帛网,2007年7月9日;陈伟《读〈上博六〉条记》。
(44)《淮南子·泰族训》云:“阖闾伐楚,五战入郢,烧高府之粟,破九龙之钟,鞭荆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宫。”《淮南子》所言“九龙之钟”或许便是楚庄王所铸“无射”。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416页。
(47)谢贵安:《中国史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2页。
(48)参见拙文《〈左传〉“神异”预言与中国古代史学传统》,《古代文明》2014年第1期。
(49)许兆昌:《传统史学与价值认同》,《史学集刊》2013年第6期。
基本信息:
DOI：10.14167/j.zjss.2018.08.016
中图分类号:K225.04
引用信息:
[1]陈鸿超.从出土文献看《左传》的史学成就[J].浙江社会科学,2018,No.264(08):137-146+160.DOI:10.14167/j.zjss.2018.08.016.
2018-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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