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社会科学

参考文献

(1)[美]田浩:《朱熹的思维世界》,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129页。

(2)[日]牛尾弘孝、森宏之:《〈朱子语类〉卷122吕祖谦译注》,《东洋古典学研究》2014年第5期。

(3)杜海军:《论吕祖谦研究中的偏见》,《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4)汤元宋:《论吕祖谦的天道观》,《浙江学刊》2016年第1期。

(5)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41页。

(6)冯达文、郭齐勇:《新编中国哲学史》(下册),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5页。

(7)陈亮:《陈亮集》,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22页。

(8)楼钥:《楼钥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版,第970页。

(9)叶适:《习学记言序目》,中华书局1997版,第695页。

(10)(28)(42)(65)(67)(68)(69)輫0)輫2)輫3)輫4)輫5)輫6)輫7)輫9)輬2)輬4)輬5)輬6)吕祖谦《吕祖谦全集·东莱吕太史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763、169、811、792、416、500、417、447、416、444、410、729、435、502、984、382、725、727、729页。

(11)周密:《齐东野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02页。

(12)(13)(22)杜海军:《吕祖谦年谱》,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04、323、323页。

(14)陆九渊:《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1页。

(15)蔡方鹿、王雯雯:《杨万里道统思想探讨》,《湖南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

(16)(18)(66)顾宏义:《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1975、1996、2041页。

(17)(19)(21)(41)(48)朱熹:《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87、1310、1549、4083、3631页。

(20)摘自《中古中国思想与政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之《语类编纂与“朱子诋吕”公案——以〈朱子语类〉卷122为中心的再考察》,第269页。

(23)陈淳:《北溪大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62页。

(24)(31)王应麟:《困学纪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52、60页。

(25)宇野哲人:《中国近世儒学史》,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2年版,第207页。

(26)李修生主编:《全元文》,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01页。

(27)梁寅:《策要》,嘉庆宛委别藏本。

(29)杨廉:《杨文恪公文集》,续修四库全书本。

(30)衢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南孔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页。

(31)徐永明:《宋濂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0页。

(32)(33)(34)(43)(56)(57)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52、1678、1653、2526、4、18页。

(35)王宇:《吕祖谦的游离与回归:论〈宋元学案〉对南宋浙学的认识》,《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36)杨翼骧、孙香兰:《清代史部序跋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9页。

(37)永2)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70页。

(38)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75页。

(39)吴震:《为什么要重写〈宋明理学史〉》,《复旦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40)舒大刚:《宋集珍本丛刊》,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53页。

(44)王云五等:《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79页。

(45)吕祖谦:《吕祖谦全集·东莱吕太史集》(第十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31页。

(46)张栻:《张栻集》,岳麓书社2017年版,第575页。

(47)(49)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6、1页。

(50)朱汉民:《照着儒学学统重写理学史》,《复旦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51)[德]苏费翔、[美]田浩:《文化权利与政治文化——宋金元时期的〈中庸〉与道统问题》,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10页。

(52)柳诒征:《中国文化史》,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926页。

(53)刘筱红:《张舜徽与清代学术史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4页。

(54)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9页。

(55)(62)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5、2068页。

(58)李圣华:《黄宗羲与东莱之学》,《浙江学刊》2016年第4期。

(59)侯宏堂:《“新宋学”之建构——从陈寅恪、钱穆到余英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84页。

(60)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42页。

(61)周大璞:《训诂学初稿》,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5页。

(63)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42页。

(64)这四个面向虽然由曾国藩提出,但在前人那里均有论述。比如程颐就讲“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见《二程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12页。刘大櫆在《论文偶记》中云:“盖人不穷理读书,则出词鄙倍空疏。人无经济,则言累牍,不适于用。故义理、书卷、经济者,行文之实,若行文自另是一事。……文人者,大匠也;神气音节者,匠人之能事也;义理、书卷、经济者,匠人之材料也。”见刘大櫆《论文偶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4页。姚鼐云:“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见姚鼐《惜抱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1页。又说:“以考证累其文,则是弊耳,以考证助文之境,则正有家处”。见姚鼐《惜抱轩尺牍》卷六,安徽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与姚鼐同时期的戴震亦云:“古今学问之作,其大致有三,或事于义理,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等而末者也。圣人之道,自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宋儒得其义理。”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88页。同时戴震也说:“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明,而我心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贤人、圣人之理义非他,存乎典章制度是也。”同上,第213页。也即是说,曾国藩在以上诸人的观点的基础上,集大成的认为学问之道,有义理、辞章、考据、经济四个面向。而这四个面向,正是儒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即学统所应有的内涵。吕祖谦之所以不赞同朱子的道统论建构,其原因就在于他以学统论来建构其新儒学。一个着眼于至高无上的道,一个着眼于知识体系的“学”。这是朱吕对新儒学建构的不同之处。輫1)陆九渊:《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06页。輫8)杜海军:《吕祖谦文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輬0)吴震:《思想与文献:日本学者宋明儒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25页。輬1)中国实学研究会主编:《实学文化与当代思潮》,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2页。輬3)潘富恩、徐余庆:《吕祖谦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