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社会科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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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儒家的角度看，国家只是道德代理人。在社会治理中，国家应尽量减少干预，从而减轻民众的财政负担。与之相对的，则是法家的“富国”思想。在法家诸贤看来，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并不是纯道德的，而是政治与经济的。汉代以降，尽管国家在某些方面仍然施行经济干预政策，但总的治国之道仍奉儒家为正统。参见夏炎德《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康乐、简惠美译，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版。

(2)《光绪会典》卷100，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451页。

(1)自1867年5月后，江海关解部“四成洋税”中的二成洋税成为江南制造局的常年经费。若加上不定期的筹拨专款，截至1894年，江南制造局共从中央财政获得经费约1424.8万两白银，约占其同期总收入的88.8%。参见《江南制造局历年岁入表》，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1页。天津机器局的创建与经营经费与之类似，主要来自于津海关、东海关两处的解部“四成洋税”，年均约30余万两。1880年至1887年，户部每年又在西北边防饷内增拨1万两。参见《天津机器局的经费》，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第366~367页。

(2)例如丁宝桢所创山东机器局，其开办经费约为18.7万两，其中9.4万两来自藩库，7.3万两来自粮道，2万两来自临清关。常年经费“向由藩库筹拨”。参见丁宝桢《机器局用款报销折》，《丁宝桢全集》第2册，贵州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57页。

(3)例如张之洞在创办汉阳铁厂时，户部即拨款200万两白银，另有奏请拨用的盐税、粮税等70余万两。“其经费虽由张之洞筹措，究非尽出于鄂省”，因而“汉冶资产之主权，属于国家，而鄂省为国家之委任代理”。个中原因，当然与清廷刻意扶植张之洞以抗衡李鸿章的北洋淮系有关。参见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89页。

(4)近代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早已是学界深耕数十载的领域，在经济思想、经济制度、经济发展等方面都有了不少奠基性或代表性的著作。既有研究常从行业发展、企业成长、商人群体崛起等角度阐述近代以来的经济建设，对政府的作用则多从制度构建、政策影响等方面加以阐述，而论及近代国家干预经济的著述也多从全国性或中央政府的角度出发。事实上，近代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经济建设职能的履行上程度并不一致。本文将结合既有研究成果，聚焦于“政府”这一核心因素，以近代浙江为个案，探寻地方政府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以此考察现代中国形成过程中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型。相关研究参见汪敬虞、杜恂诚、史华慈、罗威廉、费维恺、陈锦江、高王凌、徐建生、赵兴胜、王鸿志等学人的论著。

(5)本文所述经济建设经费的含义借鉴自财政学上的投资性支出，即政府用于生产或公用事业并产生公共利益的财政支出。事实上，从宋代以后，地方政府就几乎不曾有过足够的财政资源来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工程。参见杨联陞《从经济角度看帝制中国的公共工程》，《国史探微》，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151页。

(6)参见同治《钦定户部则例》。

(7)刘岳云：《光绪会计表》卷4，国家图书馆古籍部编《国家图书馆藏近代统计资料丛刊》第14册，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版，第491~532页。

(1)同治《钦定户部则例》卷93，第43页。

(2)刘岳云：《光绪会计表》卷2，国家图书馆古籍部编《国家图书馆藏近代统计资料丛刊》第14册，第376页；李希圣：《光绪会计录》卷3，国家图书馆古籍部编《国家图书馆藏近代统计资料丛刊》第15册，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版，第128页；顾家相：《浙江通志厘金门稿》卷中，影印本，第10~12页；罗玉东：《中国厘金史》下，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09页。

(3)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国用·用额》卷68，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8239页。

(4)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23~434页。

(5)《抚部院增批答议员陈敬第裁撤厘饷局质问书》，《浙江官报》1909年第19期，第22页。

(6)刘岳云：《光绪会计表》卷4，第491~532页。

(7)李希圣：《光绪会计录》卷3，第71~200页。

(8)《浙江财政说明书》，《清末民国财政史料辑刊》第1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第1~327页。

(1)《试办宣统三年地方行政经费岁出预算表》，《浙江官报》1911年第26期，“法令类乙”，第187~205页。

(2)《浙江省预算宣统四年地方岁出入盈亏简明表》，《浙江官报》1911年第31期，“表式类”，第4~5页。

(1)以上有关北洋时期浙江税项的介绍参见张寿镛《浙江最近财政说明书》，1915年版；魏颂唐《浙江赋税源流》，《国家图书馆藏民国税收税务档案史料汇编》第37册，全国图书馆缩微文献复制中心2008年版；翁礼华《浙江省财政税务志》，中华书局2002年版。

(2)北洋政府时期浙江省相关财政数据参见财政部财政调查处编《各省历年财政汇览（浙江省）》，文海出版社1989年版；《浙江省财政一览》，浙江财务人员养成所1932年版；徐绍真《浙江财政概要讲义》，杭州财务人员养成所1931年版。《各省历年财政汇览（浙江省）》的数据来自浙江省财政厅递交北洋政府财政部的报告；《浙江省财政一览》的数据系1929年浙江省举办西湖博览会时省财政厅所送本省岁入岁出明细表。

(3)这一时期的经济建设支出在财政报告上主要表现为实业经费。参见财政部财政调查处编《各省历年财政汇览（浙江省）》，第147~256页。

(1)参见《浙江省民国元年度起至十八年度止收入统计总表》，浙江财务人员养成所编《浙江省财政一览》，浙江财务人员养成所1932年版，第1~4页；财政整理会编《各省区厘金收数表》，文海出版社1989年版，第35页。

(2)《弁言》，《浙江财政月刊》1933年第1、2期合刊，第1页。

(3)《各省地方财政收支》，《统计月报》1942年第67、68期合刊，第8~31页。

(1)《浙江省二十三年度征收历年田赋项下正附税数目表》，《浙江建设月刊》1936年第7、8、9期合刊。

(2)《浙江省建设厅各附属机关十年来支出经费一览表》，《浙江省建设月刊》1937年第11期，“表二”。

(1)《财政收支系统法：中政会决定原则二十一点》，《中央日报》1935年3月28日。

(2)相关数据来源同表3。

(3)《浙江地方财政第一次调查报告》，财政部整理地方捐税委员会1934年印行，第5页。

(1)1937年，时任司法院长居正曾言：“浙江的建设设施，可以算一个模范省份。”参见《居院长在省府纪念周致词》，《浙江省政府公报》1937年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