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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围绕“浙学”展开的争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宋明以来浙江人以及浙江儒学评价标准的严重分歧，而以阳明心学为代表的明代浙江儒学自然成了此后对峙各方的主要靶点和首要争论点。总结以宋明时期为中心的浙江儒学发展史，应该在适当调整和补充的前提下，以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为基本路径和操作模式。尽管《明儒学案》中对王门诸子所作的抑扬、褒贬性的比较研究带有不少成见和偏颇，但黄宗羲所选择的明代人物、梳理的几条主线，还是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客观依据的。而黄宗羲以阳明心学为主线编撰《明儒学案》的理念和方法，其实并非其首创，明人刘鳞长在任浙江提学副使时所编撰的《浙学宗传》可谓其先河。刘著的意义不仅在于突出了浙江心学传统的一脉相承性，而且在于第一次将在学术上一直受冷遇的“浙西”之学也纳入他们的考察范围。
Abstract：Controversies over “Zhejiang School” in history expose the deep divisions among scholars of different time on the position of Confucianism in Zhejiang since Song Dynasty and Ming Dynasty, within which the Zhejiang Confucianist studies in Ming Dynasty represented by Wang Yangming's Philosophy of Mind has been the focus. To generalize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in Zhejiang centering on Song Dynasty and Ming Dynasty, researches should take Confucianist Cases in Ming Dynasty by Huang Zongxi as the primary reference and major accessbesides necessary adjustment and supplement. Although Huang Zongzi's comments on the disciples of Wang Yangming might be biased, his selection of scholars and his line of discussion are evidence-based and are of high academic value. Confucianist Cases in Ming Dynasty is not the first work taking Wang Yongming's Philosophy of Mind as its principal clue in organization. It is the official Liu Linchang in Ming Dynasty who first used the approach in his compilation of Biography of Scholars in Zhejiang School.Liu's work emphasizes the consistency of Zhejiang Philosophy of Mind in its development. More importantly,he,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 included the much neglected West Zhejiang School in his studies.
(1)林时对:《荷牐丛谈》卷二《两浙人物》,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版,第25页。
(2)(3)(10)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0册《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第211页、第11册《胡子藏院本序》第63页、第10册第76页。
(4)李元春:《时斋文集》,卷二《学术是非论》,清道光四年刻本,第1页。
(5)李乐:《见闻杂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卷六第99条。
(6)比如康熙十五年至十九年间,黄宗羲在海宁讲学时,“与越中同人讲贯,亦多依老父母(指当时在海宁任知县的河南硕儒许三礼)宗旨”。参见许三礼《天中许子政学合一集·姚江黄梨洲先生来书》,清康熙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65册,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73页。
(7)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七册,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16页。
(8)多洛肯:《明代浙江进士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39页。
(9)但不包括江苏的泰州王门。屠用锡、王梓材注:“黄梨洲曰:‘泰州之后,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龙蛇。今万氏所列寥寥数人,盖泰州门人之纯者也。”(《儒林宗派》卷十五)说明还有许多泰州门人未被万斯同收录。
(11)关于《明儒学案》改序与原序的关系,可参见吴光《<明儒学案>考》,《黄宗羲全集》第8册,第1013-1014页。
(12)《黄宗羲全集》第7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按:黄宗羲此言实来源于会稽人陶望龄。据陶氏《与何越观》书云:“我朝别无一事可与唐宋人争衡,所可跨跱其上者,惟此种学问,出于儒绅中,为尤奇伟耳。”(《黄宗羲全集》第8册,第132页)“此种学问”,即宗旨分明的心性之学。
(13)关于“讲学”“会讲”“讲会”之间的联系及异同,参见钱明《講学の講会——明代中晚期の中国陽明学派を主軸として》,载小路口聡编《语り合う<良知>たら》,(东京)研文出版,2018年版。
(14)刘鳞长,字孟龙,号乾所,福建晋江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官至南京户部郎中。刘宗周对其很是推崇.,尝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作《答刘乾所学宪》曰:“领大教,极足开我固陋之见,于高明所见尽是无疑。……读来教,旷若发矇矣。”(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3册,文编上,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67页)《浙学宗传》已于此前三年刊刻,故刘宗周极有可能读过此书,并且还认同刘鳞长的编纂方针。或者可以这么说,刘鳞长以心学为宗的“浙学”概念,也许受到过大儒刘宗周的某种启示。
(15)按:周汝登的《王门宗旨》《圣学宗传》等著述,可以说是开了中国学术史之先河,也是心学化之史学形态的代表。
(16)按:全书共收录宋明时期的浙江学者41人,其中有6位是浙西人,即张九成、康邵、邵经邦、郑晓、许孚远和陈龙正。
(17)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11册,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2~4页。
(18)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61页。
(19)按:蔡汝楠父亲蔡玘(字玉卿,号夷轩),尝“游甘泉翁门,序《新论》、《心性图》(皆甘泉所撰),甚有期许。继而门人陆元静谈阳明翁之学,喜甚,欲买舟入越(指绍兴),会闻两广行,未果。日取其(指阳明书)书沉浸之,而命汝楠卒业于天真(指杭州天真书院)。”参见董平编校整理《邹守益集》卷二四《延平府同知封中宪大夫夷轩蔡公墓碑》下册,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1页。故汝楠之学有折中王湛之倾向。
(20)(21)蔡汝楠:《自知堂集》卷二十《致张按察使浮峰先生》、卷十八《致孙蒙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97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702、671~672页。
(22)比如张元忭不仅独立完成了十卷《馆阁漫录》和五卷《云门志略》,而且还与孙鑛纂修了五十卷《绍兴府志》,与杨惟新纂修了十六卷《会稽县志》,与张元复增补了二十卷《广皇舆考》等史地方面的著作。其长子张汝霖特设读史社,使读史、研史在晚明的浙东地区蔚然成风。后张岱又继承了祖父张汝霖的读史精神,一生以著史自任,第一部史学著作《古今义烈传》完成于崇祯元年,直至去世还在刊刻《越人三不朽图赞》。张氏祖孙四代,皆与阳明学有关,且都有志于史学,这就说明钱穆先生在《中国史学名著》中所谓“阳明学派下边没有讲史学的人,在整部《明儒学案》中.,只有唐荆川一人讲史学,可是他不是阳明学派里一重要的人”的论断是失之偏颇的。至于季本,据黄宗羲说:“先生悯学者之空疏,祗以讲说为事,故苦力穷经。罢官以后,载书寓居禅寺,迄昼夜寒暑无间者二十余年。而又穷九边,考黄河故道,索海运之旧迹,别三代、春秋列国之疆土川原,涉淮、泗,历齐、鲁,登泰山,踰江入闽而后归,凡欲以为致君有用之。”(《黄宗羲全集》第7册,第308页)他著有各类经史著作一百二十卷,应属阳明门下的经史学家。
(23)“近世”之称,有用来指明清的,也有仅指清代的,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则以“近世”指宋元明清;日本学者后遂以“近世”称宋元明清,而以“近代”称清末以后。.参见陈来《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2页。
(24)周本淳校点:《震川先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09~210页。
(25)吴震:《从宋明理学视域看“浙学”的多元普遍性》,《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
基本信息:
DOI：10.14167/j.zjss.2022.07.006
中图分类号:B248;B249
引用信息:
[1]诸凤娟,钱明,宣绍龙.明清时期两浙儒学的演变与定位[J].浙江社会科学,2022,No.311(07):106-111+159-160.DOI:10.14167/j.zjss.2022.07.006.
2022-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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