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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实践、思想、贡献三方面论述教育家冯友兰。认为冯友兰始终在传播和维护“五四”以来由蔡元培所倡导的“学术至上”、“为学术而学术”、“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教授治校”传统。认为除培养一代又一代哲学与哲学史专家学者以外 ,冯友兰在教育方面的主要贡献是倡导并促成在全国独树一帜的清华学派。认为清华学派的特征是中西贯通 ,古今融汇 ,兼取京派与海派之长 ,做到宏观与微观结合 ,在此基础上进行“释古”与创新 ,既合理解释传统文化 ,又努力创造新的文化。认为清华文科的这一共同的学术风格是在文学院时期才真正形成的。
Abstract：①据冯友兰先生在“文革”中所填《人员登记表·本人简历》:“1918～1919,开封河南工业学校教员。”又据《三松堂自序》:“我在北大毕业以后,回到开封,在一个中等专科学校教国文和修身。”
②引自征求意见稿《河南师大校史稿》第12～14页,《河南大学校史》第18页(中州大学、河南中山大学1949年后改为河南师范大学、河南大学)。
③见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版《三松堂全集》第十一卷,第76页。
④引自《三松堂自序》,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版《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58页。
⑤此据姚柯夫《陈中凡年谱》所引1925年10月26日《广东大学周刊·文科朝会记》:“(一)教职员:本科……增聘之教员:……哲学系教授二人,冯芝生(友兰)、孙时哲(本文)……。(二)学生:……哲学系九人。本科各系主任为:……哲学系主任冯友兰……。”
⑥此据冯友兰1926年某月《致陈钟凡书》(已收入《三松堂全集》第二版第十四卷):“弟上学期在燕京授中国哲学史一学期,自《洪范》讲至清末,只粗枝大叶,并无讲义。本年弟在燕京只讲人生哲学,未讲哲学史。”又,1926年12月18日《北京大学日刊》云:“文牍课十五年十二月十日发出文件:……请冯友兰先生为本校讲师聘书。”又,同年12月30日《北京大学日刊》载哲学系同学会通告云:“西洋哲学史仍请冯友兰先生负责教授。”
⑦引自《三松堂自序》,见《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73页。
⑧引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3月版《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第331～333页。
⑨李广深:《怀念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4月版《清华校友通讯》复33册,第133页。
蒙培元:《回忆与断想》,见海天出版社1998年6月版《解读冯友兰·学人纪念卷》,第136～137页。
陈战国:《先生教我读书》,见《解读冯友兰·学人纪念卷》,第172～176页。
《新学生与旧学生》,见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1月版《三松堂全集》第十三卷,第619～623页。
《参观北京中等学校记》,见《三松堂全集》第十三卷,第616～618页。
《怎样办现在中国的大学》,见《三松堂全集》第十三卷,第631～633页。
《大学与学术独立》,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版《三松堂全集》第五卷,第483～486页。
《论大学教育》,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版《清华大学史料选编(四)》第220～222页。
《三松堂自序》,见《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331～332页、322页。
《三松堂自序》,见《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320页。
《清华发展的过程是中国近代学术走向独立的过程》,见《三松堂全集》第十三卷,第812～813页。
《怀念梅贻琦先生》,见《三松堂全集》第十三卷,第804～805页。
《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见《三松堂全集》第十三卷,第792～797页。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版《中国现代哲学史》(即《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第52～54页。
《对于中国近五十年教育思想进展的体会》,见《三松堂全集》第十三卷,第764～765页。
《三松堂自序》,见《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320～321页。
《国立清华大学校务会议布告(1931年11月23日)》,见〈三松堂全集〉第十三卷,第699页。
《国立清华大学校务会议布告(1931年11月24日),见《三松堂全集》第十三卷,第700页。
据《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721期,参见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版《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第165～166页、181页。
据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第240～241页。
参见《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第295～296页、299页。
《三松堂自序》,见《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329页。按,冯友兰关于学潮问题的思想态度既与蔡元培相同,也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胡适相同。
据《朱自清日记》1936年2月23日记载,面对学生罢课、罢考,教授辞职的形势,梅贻琦曾“动了感情,潸然泪下”。
又,《梅贻琦日记》1945年11月5日云,“晚……饭后谈政局及校局问题颇久,至12点始散。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
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
。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同年12月17日云,“下午三点约教授会诸君茶话,报告最近数日经过,本人(与傅)感觉无望,不能不退避贤路之意。4点余先退出,诸君随改为教授会,议决请缓辞,并于明日上午各系主任联合召集学生代表劝告,并听取意见。下午分系由各教授向本系学生劝告,如无效将总辞职”(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9月版《近代史资料》总70期)。
胡适则于1947年发表谈话,否定蒋介石文告关于当时学潮系受共产党直接间接之策动的说法,认为“不如说这些行动是青年学生在对当前困难感到烦闷而发生的,比较公道些。国家各方不上轨道,政治不满人意,没有合法代表民意机关监督政府、改革政治,所以干预政治责任当然要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不过学生罢课决不是改革政治的一种好办法,……若是大家去研究政治,发表改革言论,或者干脆跑到校外参加政治活动,在地上在地下工作,都无不可。”(引自胡适思想批判讨论会工作委员会秘书处1955年5月编印之《胡适言论辑录(1926年至1954年)》,第64页。
参见《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第724～725页。
《对于中国近五十年教育思想的体会》、《再论“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风》,见《三松堂全集》第十三卷,第764～778页。
《树立一个对立面》,见《三松堂全集》第十三卷,第761～762页。
《三松堂自序》,见《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285页。
《三松堂自序》,分别见《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302～303页、318页、326～330页。
《中国落后并非由于文化,厌学责任不在青年人》,见《三松堂全集》第十三卷,第806～807页。
《国立清华大学教授会宣言》,见《三松堂全集》第十三卷,第657页。
《清华现状与我的态度》,见《三松堂全集》第十四卷,第57页。
载《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195期,见《冯友兰先生年谱》,第89页、106页。
参见《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第108～109页。
转引自《瑶华圣土———记王瑶先生与清华大学》,见《随笔》1992年2期。
《回忆清华哲学系》,见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直道而行》,第117页。
《中国哲学与未来世界哲学》,见《三松堂全集》第十一卷,第517页。
《〈新知言〉自序》,见《三松堂全集》第五卷,第163页。
见《直道而行》第112页。
据朱自清《中国文学系概况》,转引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之《清华人文学科年谱》,第106页。
据吴宓《外国文学系课程编制大旨》,转引自《清华人文学科年谱》,第117页。
引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出版之徐葆耕《释古与清华学派》,第120页。
《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见《三松堂全集》第十一卷,第281页。
《〈古史辨〉第六册序》,见《三松堂全集》第十一卷,第359页。
转引自王瑶《我的欣慰与期待》,见1988年11月6日《文艺报》。
《清华校史概略》、《清华的回顾与前瞻》,见《三松堂全集》第十三卷,第707页、751页。
王国维1917年9月13日《致罗振玉书》,见中华书局1984年3月版《王国维全集·书信》,第214页。
按:拙文《从顾炎武说到王国维———兼论中国文化的特质》(载《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1、2期))对后期王国维的思想有详尽分析,可参看。陈寅恪《审查报告三》,见商务印书馆1934年9月版《中国哲学史》下册附录。
按:关于陈寅恪对待新旧文化的态度,拙文《“五四”的重估与中国文化的未来》(载《东方文化》1996年第3期)有较详论述,可参看。
见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1960年2月《冯友兰小传》。
引自冯友兰1967年1月4日所写《解放以后我的反动思想、言论和行动的检讨》。
引自北大哲学系《“双反”运动以来对冯友兰教授批判情况》
关于冯友兰应归属于哪一家,拙文《关于冯友兰的归属问题》(见《东方文化》1997年2期)有具体论述,可参看
《清华发展的过程是中国近代学术走向独立的过程》,见《三松堂全集》第十三卷,第810页
《清华的回顾与前瞻》,见《三松堂全集》第十三卷,第751页
基本信息:
DOI：10.14167/j.zjss.2001.06.051
中图分类号:K825
引用信息:
[1]蔡仲德.论教育家冯友兰[J].浙江社会科学,2001(06).DOI:10.14167/j.zjss.2001.06.051.
2001-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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