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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存在两次大的转型,一次是从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型,一次是从帝制向民主共和制转型。后者大致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启至今,有两次经济转型:一是从相对自由的经验主义的传统经济走向理性主义计划经济(1840-1956年),二是从理性主义计划经济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56年至今),大致遵循着帝国-官僚制下的自由经济—自由经济—党国一体的威权制下的自由经济—全能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计划经济—非理性和无计划的命令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路径。这两次转型在转型动因、方向、目标、方式、绩效方面存在着差异,但都从根本上改变了资源配置方式、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运行轨迹。战争、暴动、经济危机、统治危机等极端状态会造成人类生存状况的剧烈变动,从而迫使人们改变关于现存制度的思想模型,建立新的思想模型,而新的思想模型导致人们重新建构其制度环境。
Abstract：There were two great transformations in Chinese history,one wa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feudalism to the system of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and the other was the transition from monarchy to democratic republicanism.The latter,which was initiated from the Opium War in 1840till now,ushered in a period of two economic transitions,one was from relatively free,traditional and empiricism economy to the rational planned economy during 1840and 1956,and the other was from the rational planned economy to socialist market-oriented economy from 1956until now.This process roughly followed a pattern,that was,from the free economy under the empire-bureaucracy institution to the free economy,to the free economy under party-state authoritarian system,to the omnipotent,rational planned economy,to the irrational commanding economy without planning,to socialist market-oriented economy finally.There were many differences in the aspects of motivation, direction,target,style,performance in the two economic transitions,but the mode of resource allocation,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rajectory were radically changed. Some calamities,such as war,riot,economic crisis and ruling crisis,would dramatically aggravate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human beings,thus force people to change the thought model about the existing institutions,reestablish the new thought model which would cause people to reconstruct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①出自李鸿章同治十一年五月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转引自梁启超:《李鸿章传》,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8月,第94页。李合肥在同一奏折中又言“数千年来一大变局”。可以推定,李合肥前者言三千年前西周开创的以礼乐为核心的华夏文明遭受空前挑战,关乎生死存亡,此远非《公羊传》所言“四夷交侵,中国不绝如线”,五胡乱华,衣冠南渡,佛教东传能比。因为西洋人既有坚船利炮为代表的军事征服能力,又有强势的西方文化。后者,泛泛而论,指中华文明惨遭灭顶之灾。
②唐人柳宗元在《封建论》中对此进行了充分肯定,这是中国传统的表述。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型也可以表述为从王制向帝制转型。
③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和《袁氏当国》中,提出了著名的“历史三峡论”,把先秦以来的中国政治社会制度变迁分为“封建、帝制与民治”三个大的阶段,共出现两次转型。第一次大转型,自公元前4世纪“商鞅变法”起至汉武帝和昭帝之间,实现了从封建转帝制,历时约三百年。此次转型是自动的,内部矛盾运行的结果。第二次大转型,发端于鸦片战争之后的辛亥革命,此转型时间至少为二百年,顺利的话,到本世纪中叶方能基本完成。此次转型是受外来刺激而行,是被迫的。
④后者相对于前者更加剧烈、复杂,因为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型就是王制向帝制转型,无论是王制还是帝制都是君主制(monarchy),后者既是从帝制又是从君主制转向民主共和制(democratic republic),还面临空前的外来征服。
⑤马克思从资本的角度理解现代社会,认为资本是能够增值的剩余价值,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追逐的是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追求的是在全世界扩张,最终形成资本的全方位统治,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并对现代性进行反思,并且对未来社会进行展望,提出超越资本主义社会或现代社会的历史局限性,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⑥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3版,第30~32页。
⑧马克思的这些观点主要来源于古代希腊文献中有关东方的记载,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的东方社会观,17世纪西方旅行家的东方行记、游记,英国经济学家的东方社会观,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的东方政治观,美国、英国、俄国学者的被称为“民族学”笔记的四部著作。
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起源》,尤来寅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5页。
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重商主义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巩固(1600-1750)》,尤来寅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起源》,尤来寅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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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失礼而后法,夫法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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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实业部统计,截至1935年,全国公营工厂的资本总额为30297726元,约占1937年已登记的公营、民营工厂资本总额的11%弱。参见翁文灏:《中国工商经济的回顾与前瞻》,《资源委员会公报》第5卷第2期,1943年8月16日。
Feuerwerke(1993)认为,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政府将大量日本私人企业收归国有,使官办企业对重工业的垄断大大加强,为日后中国工业国有化和扼制私人自由企业的制度发展创造了经济结构上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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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出自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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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能主义(totalism)区别于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和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是芝加哥大学和北京大学教授邹谠提出来的概念,它“仅仅指政治机构的权力可以随时无限制地侵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领域的指导思想”,而“不涉及该社会中的政治制度或组织形式”。参见邹谠:《中国二十世纪政治与西方政治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6年第4期,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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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把中国经济改革分为:(1)1958-1978年:行政性分权改革,以中央政府向下属各级政府放权让利。(2)1979-1993年:增量改革,亦称“体制外优先”改革,即以非国有部门或计划外部分为重点实施改革,促进它们的发展。(3)1994年至今:整体推进,采取“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改革战略,开始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而进行的全面改革。参加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1月,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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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DOI：10.14167/j.zjss.2013.11.016
中图分类号:F120.3
引用信息:
[1]高文杰.历史大转型中的中国经济转型——16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回顾与反思[J].浙江社会科学,2013,No.207(11):4-20+155.DOI:10.14167/j.zjss.2013.11.016.
2013-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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