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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推理是指法官评价并运用证据进行事实判断和认定的推理。证据推理和事实判断需要遵从理性,也需要价值判断参与进来。为证据规则所明示的、规范事实认定过程的法律价值判断,是证据推理之际需遵循的一阶价值判断。公正、权利保护、效率等基本法律价值以及法官的道德信念,是解决事实真伪不明问题和评估可能性概率的二阶价值判断。只有将价值论研究推进到证据推理层次,才能推进证据法学研究并完成证据法基础理论的价值论转向。
Abstract：Evidence reasoning refers to the reasoning of judges' evaluation and applying evidence into factual judgment and determination. Evidence reasoning and factual judgment require rational and value judgment. Legal value judgment,which is the process of determining the facts and revealed by the rules of evidence, is the first-order value judgment to be followed at the time of evidence reasoning. Legal values declared by evidence rules and regulating the process of determining the facts, are the first-order value judgment to be followed at the time of evidence reasoning. The basic legal values, like Justice, rights protection, efficiency, and the moral beliefs of judges are second-order value judgments that solve the problem of unclear truth and assess the probability. Only by pushing the study of value theory to the level of evidence reasoning can we advance the study of evidence law and complete the axiology transfer of the basic theory of evidence law.
(1)这是一个从证据法和裁判视角提出的“中观”证据推理概念,参见孙笑侠:《法的现象与观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0页。这个概念有别于广义证据科学角度的证据推理——所有运用证据论证某个陈述或主张的推理,也有别于狭义的、剔除了证据评价活动的证据推理概念。从逻辑关系看,证据评价是证据推理的前提和子项;从实然角度看,评价和推理在同一思维过程中是难以区分的,因此本文将证据评价纳入到了证据推理的内涵之中。关于证据推理和证据评价的概念界定及专题探讨,参见张保生等著:《证据科学论纲》,经济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48~178、210~241页。
(2)此处所引的“生活事实”和“未经加工的案件(相关)事实”概念,参见【德】考夫曼:《类推与事物的本质》(德汉对照),吴从周译,颜厥安审校,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台北)1999年版,第87页;【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65页。
(3)Harold J. Berman,“Legal Reasoning”, ed.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 vol. 9~10, The Macmillan Com., 1975, p.198.如果照应到传统的审判理论,则可以将事实认定过程,分解成“事实发现”和“事实重构”两个前后继起的阶段。
(4)【德】考夫曼:《类推与事物的本质》(德汉对照),吴从周译,颜厥安审校,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台北)1999年版,第87页。
(5)杨贝:《论案件事实的层次与建构》,《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3期,第43页。本文引用了该文的事实层次划分,但对一些术语的使用存在差别,例如“案件事实”“事实重构”“事实发现”等。
(6)Jerome Frank,“Are Judges Human?”, ed. in Courts On Trial:Myth and Reality in American Justice, New York:Atheneum, 1963, p.146.
(7)【美】亚力克斯·斯坦:《证据法的根基》,樊传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78页。
(8)【美】雷德·海蒂斯、罗宾·道斯,《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择:判断与决策心理学》,谢晓非、李纾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年版,第16~17页。
(9)Cf. Ronald Dworkin, Law’s Empire,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87~113; Ronald Dworkin,Justice in Robes,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pp.1~35, 140~186.
(10)【美】罗纳德·艾伦等:《证据法:文本、问题和案例》,张保生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9、136页以下。
(11)Cf. David P. Bergland,“Value Analysis in the Law of Evidence”, 1 West State University Law Review, 1973, pp.165~166.
(12)【英】彼得·斯坦、约翰·香德:《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王献平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
(13)张保生:《证据规则的价值基础和理论体系》,《法学研究》2008年第2期,第126~128页。“四价值论”极富创新:“准确”作为一种法律价值,是一个新提法,它照应到了证据法的特殊性,但是否适宜尚需要进一步分析、论证;“和谐”也是一个新提法,其实这个词更适宜指称、描述不同价值之间的相互关系,而非一种独立价值实体。不过,“四价值论”最大的创新、同时也给人带来的最大困惑,是将自由(权)或人权保障这一现代法律的基本价值,排除在了证据法的价值基础之外。
(14)在德沃金的法律理论中,法律规则是以“全有或全无”(all or nothing)的方式被应用于特定案件的,规则必须将全部例外列举出来,以便进行补充说明。因此,规则与其相反的事例之间无法共存。相反,原则却是可以同与其相反的事例共存的。再次,原则具备分量(weight)或重要性的向度,而法律规则并不具有这个特点。当规则之间发生冲突时,必然是一个有效,另一个无效;然而,当原则之间矛盾时,并不会产生某一原则无效的结果,只是由于其份量或重要程度次于另外的原则,因此对于案件并不产生关键作用。Cf. Ronald Dworkin,“Models of Rules I”, ed. 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 pp.24~25.
(15)此处的规则分类,参考了证据法学者的研究,但存在诸多重要差别。证据法学者一般认为无罪推定就是一条原则,并经常把证据规则和程序规则混同在一起。参见喻名峰:《刑事证据法的价值结构》,《法学评论》2015年第4期,第43页。
(16)易延友:《证据法的体系与精神——以英美法为特别参照》,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7页。
(17)See Richard A. Posner, The Problems of Jurisprudence,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204.
(18)(20)陈义钟编校:《兴革条例》,《海瑞集》上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7页。
(19)苏力:《海瑞定理的经济学解读》,《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第116~118页。
(21)《阅微草堂笔记》记录了安定县令吴冠贤凭借伦理规范之间的位阶,即乱伦行为和拆婚行为的不同严重性程度,裁决了一桩事实疑难案件:“吴冠贤为安定令时,有幼男幼女,皆十六七岁,并呼冤于舆前。幼男曰:此我童养之妇。父母亡,欲弃我别嫁。幼女曰:我故其胞妹。父母亡,欲占我为妻。问其姓,犹能记,问其乡里,则父母皆流丐,朝朝传徙,已不记何处人也。问同丐者,是到此甫数日,即父母并亡,未知其始末,但闻其以兄妹相称。然小家童养媳,与夫亦例称兄妹,无以别也。有老吏请曰:是事如捕风捉影,杳无实证,又不可刑求。断合断离,皆难保无误。然断离而误,不过误破婚姻,其失小;断合而误,则误乱人伦,其失大矣。盍断离乎?推研再四,无可处分,竟从老吏之言。”参见(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版,第510页。
(22)Alvin I. Goldman, Knowledge in a Social Worl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n48.转引自张保生主编:《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7页。
(23)樊传明:《证据评价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69~171页。
(24)(25)【荷】威廉·瓦格纳、彼得·范科本:《锚定叙事理论——刑事证据心理学》,李俐俐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1~13页。
(26)Marilyn MacCrimmon,“What is ‘Common’ about Common Sense? Cautionary Tales for Travelers Crossing Disciplinary Bounaries”, 22 Cardozo Law Review, 2001, pp.1447~1448.
(27)【美】理查德·波斯纳:《证据法的经济分析》,徐昕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页。
(28)【美】罗纳德·艾伦:《艾伦教授论证据法》,张保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96~397页。
(29)【美】里德·黑斯蒂主编:《陪审员的内心世界——陪审员裁决过程的心理分析》,刘威、李恒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5页。
(30)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7)鼓民一初字第212号。
(31)纪格非:《民事诉讼中的真实——路径与限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29页。
(32)陈瑞华:《从认识论走向价值论》,《法学》2001年第1期,第21页。
基本信息:
DOI：10.14167/j.zjss.2019.08.009
中图分类号:D925.13
引用信息:
[1]陈林林.证据推理中的价值判断[J].浙江社会科学,2019,No.276(08):48-54+156-157.DOI:10.14167/j.zjss.2019.08.009.
基金信息: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司法贯彻机制研究”(批准号:17VHJ008)的阶段性成果
2019-08-14
2019-0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