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社会科学

参考文献

(1)对于哈特与哈贝马斯之间联系的相关研究,参见支振峰:《法律的驯化与内生性规则》,《法学研究》2009年第2期,第135~149页;泮伟江:《法律实证主义与审议式民主---从哈特到哈贝马斯的法律现代性省思》,《清华法学》2008年第5期,第42~54页;等等。

(2)(5)(6)(8)(15)(17)[英]H.L.A.哈特:《法律的概念》,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24、81、52、81、82、94、81、92~93页。

(3)[德]尤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凤凰出版集团、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88页。

(4)哈贝马斯将行动者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社会世界的规范行为、客观世界的目的行为以及主观世界的戏剧行为。当这三种类型的行为分别合乎正确性主张、真实性主张以及真诚性主张时,它们就构成了一种“交往行为”,此时,这三者就又可以分别被称作“调节式言语行为”、“记述式言语行为”以及“表现式言语行为”。相较于韦伯将“人的行为”区分为两种理性行为---价值理性行为与工具理性行为,以及两种非理性行为---情感行为与习惯行为而言,哈贝马斯则更像是将“人的行为”区分为三种“交往行为”(如上述,相当于包括合乎正确性的价值理性行为、合乎真实性的工具理性行为,以及合乎真诚性的情感行为),以及两种“非交往行为”---策略行为与习惯行为。鉴于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一种处于道德-实践领域内的“法律规范”,所以我们需要将目光聚焦在社会世界的规范行为之上,它既是一种限缩---将“交往行为”限制在道德-实践领域,也是一种扩张---从“交往行为”扩展到“非交往行为”。

(7)[德]马科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一卷)》,阎克文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19、322页。

(9)(30)参见[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6、140页。

(10)(13)(14)(16)(20)(21)(22)[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性)》,曹卫东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87、277、287、102、114、294~296、115、117、118、276~277、284、314页。

(11)[英]约瑟夫·拉兹:《法律体系的概念》,吴玉章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279页。

(12)(18)(19)参见[英]尼尔·麦考密克:《大师学述:哈特》,刘叶深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79、74~79、82页。

(23)(26)(28)参见[英]尼尔·麦考密克:《修辞与法治:一种法律推理理论》,程朝阳、孙光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9、181、252页。

(24)参见[美]安德瑞·马默:《解释与法律理论》,程朝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9~130页。

(27)参见侯学勇、郑宏雁:《整体性等于融贯性吗?---评德沃金法律理论中的融贯论》,载于《法律方法(第十卷)》,第83页。

(29)当然,阿列克西本人并未将“实质性证据”的采用包括在“融贯性”标准的范畴之内,参见[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理性、商谈:法哲学研究》,朱光、雷磊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80~81、160页。

(31)[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作为理性的制度化》,雷磊编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