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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这里举一个为人们常用的最典型的事例。《后汉书》卷六六《陈蕃传》载蕃为乐安太守,“民有赵宣葬亲而不闭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余年,乡邑称孝,州郡数礼请之。郡内以荐蕃,蕃与相见,问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圣人制礼,贤者俯就,不肖企及。且祭不欲数,以其易黩故也。况乃寝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诳时惑众,诬污鬼神乎-’遂致其罪。”由赵宣的伪孝,可见当时社会上的一般情形。

[2]《孝经》:“子曰:‘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所谓“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正是戴良这一做法的理论依据。

[3]戴良的具体生卒年代,其本传无载。据《后汉书》卷五三《黄宪传》,宪字叔度,汝南慎阳人,也是一位洒脱的人物,戴良与之交往。黄宪与郭泰、陈蕃、荀淑等同时,且多有来往。这说明戴良也生活于东汉后期,主要活跃于桓、灵之间。余英时先生最早利用这一资料确定戴良生活的时代,并指出戴良“正是郭林宗同时之人,此其时代之尤可注意者也。”(余氏所著《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收入《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27页)之所以这样说,可以由戴良事透视汉末社会思潮的变迁,而非其个人孤立的荒诞不经之举。又,《太平御览》卷四八九引应璩《与崔元书》称“昔戴叔良箕坐见边文礼”。边文礼即边让,《后汉书》卷八《文苑列传》载其中平年间,因讥讽曹操被杀。戴良与他有往来,自然也可以确定其生活年代。

[4]见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佚文》所辑。

[5]《后汉书》卷八一《独行.向栩传》载栩“或骑驴入市”。汉魏之际,除了曹丕之外,还有一些非名士化的统治者也与“驴文化”相关。魏晋之际的名士代表阮籍也喜骑驴,《世说新语.任诞篇》“步兵校尉缺”条注引《文士传》载阮籍为东平太守,“籍便骑驴径到郡,……十余日,便复骑驴去”,以显示其放诞与傲世。《续汉书志》第十三《五行一》载汉灵帝“于宫中西园驾四白驴,躬自操辔,驱驰周旋,以为笑乐。于是公卿贵戚转相放效,至乘辎軿以为骑从,互相侵夺,贾与马齐。”汉灵帝在宫中驾驴,“以为笑乐”,虽不能与名士的反礼法的精神相比附,但以其影响,有助于驴的地位的提升。至于孙权以诸葛瑾脸长似驴,牵驴入宫,并书诸葛瑾以羞辱之(见《三国志》卷六四《吴书.诸葛恪传》),则是很粗鄙的事,与中土名士风雅有层次上的差别。

[6]余英时先生在《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中有论云:“今观叔鸾之不拘礼法及跌荡放言,在若干方面均开晋士大夫任诞之先声,而自来论汉晋之际之士风转变少有注意及之者,诚可异也。”(前揭《士与中国文化》第327页)余先生所论戴良开晋代任诞风尚之先,是很正确的。但他质疑前人无论此者,则有所唐突。毕竟何焯早有此论,余嘉锡先生也有相关论述。

[7]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35页。

[8]王先谦《后汉书集解》于向栩传下引魏明帝《甄表状》云:“栩博览群籍,兼好黄老,古虚泊然,肆志不恭时伦,积三十年。”

[9]袁闳事迹,应劭《风俗通义》卷三《愆礼篇》有载,与《后汉书》本传基本相同。汉末人已称闳为“高士”,《高士传》载范滂赞其“隐不违亲,身不绝俗,可谓至贤也。”

[10]余英时《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前揭《士与中国文化》第331页。《乐志论》文字见《后汉书》仲长统本传,文长不具引。关于此论之意义与影响,余英时先生在该文中结合汉晋社会与文化变革诸多重大问题,如“避世思想”、“养生与老庄”、“经济背景”、“山水怡情”、“文学与艺术”等,考叙此论所反映及引发的士风变化。这是笔者所见对《乐志论》思想内蕴阐述最为深入的文字,甚为精辟,请参见。

11有关祢衡的记载,又见于《三国志》卷一《魏书.荀-传》注引《典略》、《世说新语.言语篇》“祢衡被魏武谪为鼓吏”条注引《文士传》等处。《抱朴子外篇》卷四七《弹祢篇》所述大体相同。

12马融的女婿袁隗便说马融“学穷道奥,文为辞宗”(《后汉书》卷八四《列女.汝南袁隗妻传》)。钱穆先生说:“马融已显然为一位道家化的经学家”(《魏晋玄学与南渡清谈》,《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63页)。

13贺昌群《魏晋清谈思想初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8～22页。贺先生将魏晋清谈思想及其士人心态追溯之东汉,特别注意老庄学说的重光及其对士风的影响,最早注意到马融在此过程中的特殊作用,这是非常深刻的论断。

14东汉后期时代,士人颇重交际,一些名士非常重视交际之对象,视知己为“同志”。余英时先生在前揭《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一文中有集中地考论,并认为这是当时士人群体自觉的反映。不过,所谓“同志”者,既有政治集团、社会阶级与文化情趣等分野,可作进一步分析,不可简单笼统的论述。

15关于曹植“傅粉”事,见《三国志》卷二一《魏书.王粲传》注引《魏略》曹植见邯郸淳,“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云云。何晏事,见《世说新语.容止篇》“何平叔美姿仪”条等处所载。其实,这种“傅粉”的风气,确实是从东汉流传开的,《后汉书》卷六三《李固传》便载有人飞书奏固“大行在殡,路人掩涕,固独胡粉饰貌,搔头弄姿,槃旋偃仰,从容冶步,曾无惨怛伤悴之心。”人们都认为此虽为陷害之词,但可见当时人们傅粉似不稀奇。可补充的是,李固是居丧傅粉受举报,若平时傅粉,则为正常了。

16杨明照先生在《抱朴子外篇校笺》卷二七《刺骄篇》校笺中引《典论》此语,并有案语云:“是放荡无检,一丝不挂恶习,汉季已有之矣。”见该书下册,中华书局1997年,第31页。此论甚是。

17对此,两晋之际的葛洪与东晋的戴逵都作过分析。《抱朴子外篇》卷二七《刺骄篇》:“世人闻戴叔鸾、阮嗣宗傲俗自放,见谓大度。而不量其材力,非傲生之匹,而慕学之:或乱项科头,或裸袒蹲夷,或濯脚于稠众,或溲便于人前,或停客而独食,或行酒而止所亲。此盖左袵之所为,非诸夏之快事也。夫以戴、阮之才学,犹以碪踔自病,得失财不相补。向使二生敬蹈检括,恂恂以接物,竞竞以御用,其至到何适但尔哉!况不及之远者,而遵修其业,其速祸危身,将不移阴,何徒不以清德见待而已乎-……今世人无戴、阮之自然,而效其倨慢,亦是丑女闇于自量之类也。”《晋书》卷九四《隐逸.戴逵传》载逵“深以当时放达为非道”,著论指出“竹林之为放,乃有疾而颦者也,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者也,可无察乎!”这确实是很深刻的论断。他对后来效仿戴、阮者的批评态度,则与葛洪有一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