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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十世纪初至今,浙江慈溪、余姚两县交界处的上林湖一带陆续出土了百余件唐五代时期的瓷墓志。上林湖地区是唐五代时期越窑的主产区,制瓷工艺发达,有着悠久的生产罐状瓷器的历史。当地居民多就地取材,从而促成了这批质地特殊、形制各异的瓷墓志的出现。就内容而言,这些瓷墓志不仅具有成熟的墓志铭所必备的文体特征,还有特殊的隶事功能——详细记载了墓地的四至、买卖的详情以及棺位的走向等,为我们了解当地的丧葬习俗提供了重要的文本依据。
Abstract：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0 th century, more than 100 porcelain epitaphs in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have been unearthed from Shanglin Lake, which is located in Counties of Cixi and Yuyao of Zhejiang Province. Shanglin Lake is the main production area of Yue Kiln during th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With greatly developed porcelain technologies, it has a long history of producing pot-shaped porcelain. Local residents have made a lot of local materials, which contributed to the appearance of these special, diversified types of porcelain epitaphs.The porcelain epitaphs not only have the stylistic features of mature epitaph,but also carry special chronicle function. They recorded the four places and details of sales of the cemetery,as well as the direction of the coffins, which provided an important text basis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local funeral customs.
(1)戴伟华:《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中华书局2006年版。
(2)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
(3)胡可先:《唐诗发展的地域因缘和空间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4)吐鲁番地区大多数人从丧亡到埋葬的时间间隔极短,长的不过十多天,短的只有几天或者更短,甚至有去世当天即立刻入葬者。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要想像中原地区那样经过严格的选石、撰文、书丹、刻字等程序制作规整的石质墓志,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也在客观上要求他们的墓志只能简单化处理,多数直接用墨笔书写在墓砖上。
(5)可参见刘天琪《挽歌、铺首、八卦符号与墓志盖题铭---以新发现的晋东南地区唐代墓志纹饰为研究重点》,《美术学报》2011年第5期;王庆卫、韩钊、傅清音:《唐代墓志志盖铺首纹饰之文化意蕴探析---以碑林新藏墓志为例》,《文博》2012年第5期。
(6)晚唐五代时期,慈溪和余姚两县的管辖范围出现过几次变动。出土瓷墓志最为集中的几个乡,如上林乡、梅川乡即曾由慈溪划归余姚。乾化元年(911年)去世的罗素,其墓志铭结尾对上林乡的变动情况有详细记载:“去天祐四年岁次丁卯改为梁朝开平元年。至戊辰(按:即开平二年,公元908年)改当乡(按:即上林乡)归余姚县管系。”载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宁波市江北区文物管理所编《慈溪碑碣墓志汇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71页。但无论行政区划如何改变,这几个乡都位于上林湖、杜湖和梅湖为中心的窑址群所覆盖的范围内,尤以上林湖周边为最。为行文方便,本文均以上林湖统称之。参见厉祖浩编著《越窑瓷墓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2页。
(7)随着瓷墓志的陆续出土,已有不少学者对新出土的部分瓷墓志进行过专门的研究,如章均立《上林湖地区出土两件唐代瓷刻墓志》,《文物》1988年第12期;阮平尔《唐光启三年瓷质罐形墓志及相关问题讨论》,《东南文化》1989年第2期;鲁怒放《余姚出土一件唐代墓志罐》,《文物》1997年第10期。胡耀飞《姓望与家庭:瓷墓志所见晚唐至宋初上林湖地区中下层社会研究》(王刚主编:《珞珈史苑·2014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0页)和厉祖浩《越窑瓷墓志·前言》对先期的研究成果梳理甚详,可参看。胡耀飞另有《晚唐五代浙东出土墓志罐辑考》一文,因撰于《越窑瓷墓志》出版之前,故文中仅对《上林湖越窑》所附之10件罐状墓志进行过辑录和研究,详参黎小龙主编《长江文明》第16辑,重庆出版社2014年版,第18~40页。这些研究成果或偏重于瓷墓志文献的揭载,或偏重于志主社会地位的分析,对我们了解瓷墓志生成的背景有很大的帮助。但从内容上对这百余件瓷墓志进行系统研究的论著尚付阙如。
(8)罗宗真:《魏晋南北朝考古》,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149页。
(9)叶昌炽:《语石·语石异同评》卷六,柯昌泗评,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18页。
(10)《越窑瓷墓志》公布93件,《慈溪碑碣墓志汇编》新公布11件。
(11)(12)(13)(14)(15)(17)(18)(25)(29)(30)(33)(34)(38)(39)(40)(42)(43)(45)(46)厉祖浩编著:《越窑瓷墓志》,第21、98、196、25~26、192、6、60、3、162、164、170、174、58、88、138、142、96、50、190页。
(16)新出土《余行周墓志》,载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宁波市江北区文物管理所编《慈溪碑碣墓志汇编》,第64页。
(19)越窑产品的样式繁多,无论是早期的钟(酒器)、五管瓶、堆塑罐,还是直到唐代都产量较多的罂、碗、罐、钵、瓶、鸡首壶等均为罐状,具体可参考章金焕编著《瓷之魂---越瓷瑰宝》,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唐人对于越窑产品的题咏也多为瓯、瓶等罐状瓷器,如皮日休在《太湖诗·以毛公泉一瓶献上谏议因寄》中说:“素绠丝不短,越罂腹甚便。”曹寅等编:《全唐诗》卷六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545页。许浑在《晨起二首》中亦云:“蕲簟曙香冷,越瓶秋水澄。”曹寅等编:《全唐诗》卷五二八,第1388页。
(20)如会昌五年(845年)的《包氏夫人墓志》为执壶状,但“壶嘴已脱,颈部以上被截去,似乎是将残破的执壶坯件加以废物利用”。参见厉祖浩编著《越窑瓷墓志》,第14页。
(21)(22)郑玄注、孔颖达:《礼记正义》卷五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891、1893页。
(23)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卷七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790页。
(24)图一、图二分别采自厉祖浩编著《越窑瓷墓志》第49、67页。
(26)朱记荣辑:《金石全例》上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257页。
(27)绝大多数瓷墓志不仅没有缺项,个别条目,如子嗣的情形,还记载得非常详细,不仅男性墓志如此,即使是一些女性的墓志也不例外。如长庆三年(823年)的《钱昌妻姚氏墓志》载:“育男有五,育女一,长国荣,二华,三朝,四进,其五国泰不幸而早逝,其女礼过范门。”参见厉祖浩编著《越窑瓷墓志》,第52页。不仅详细交代了姚氏所育五子一女的姓名,他们的存殁和婚媾情况也有清楚的记载。这种情形在上林湖新出瓷墓志中极为常见,不一一列举。
(28)详参拙文《唐代墓志铭创作的程式化模式及其文学意义》,《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31)钱钟书:《管锥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375页。
(32)胡耀飞:《姓望与家庭:瓷墓志所见晚唐至宋初上林湖地区中下层社会研究》,第102页。
(35)如刘荣“夙□□行,积习文史,为丈夫身,□□□□,寻山钓水,游泳自至。□□□□,蕴结含情,开怀风举。何言遘疾,奄至不起。”参见厉祖浩编著《越窑瓷墓志》,第82页。藤国兴也“夙承孝行,积习文史,为丈夫身,有君子气,寻山钓水,游泳自至。去名辞禄,蕴结含情,开怀风举。何言遘疾,奄至不起。”参见厉祖浩编著《越窑瓷墓志》,第88页。文字完全一致,刘荣墓志文中的缺字,亦可据藤国兴文补足。至于烧制墓志铭的目的,二者均为“自古有死,加君可伤,泉门深,路茫茫,恐地变,虑山异。”
(36)均作“生遘高堂,死备棺椁。岁月兮唵嗞,霜风兮易落。府君德兮永彰,身殁名存兮可伤。”
(37)并且就出土实物来看,这种模板并不仅限于瓷墓志,宁波出土的一些砖志中也存在程式化的创作风气。如作于后唐天成元年(926年)的《宋府君及妻墓志》,虽然志砖残泐过甚,但现存的文字依然与《余府君妻严氏墓志》《余备妻刘氏墓志》《卓从墓志》《李邯墓志》等瓷墓志极为雷同。参见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宁波市江北区文物管理所编《慈溪碑碣墓志汇编》,第83页。
(41)(48)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宁波市江北区文物管理所编:《慈溪碑碣墓志汇编》,第76、70页。
(44)宁波出土的砖质和石质墓志中对此也有反映,如开成五年(840年)的《姚姿墓志铭》文末即交待了墓地的由来和四至:“其地于刘兴边买得,东至魏期,西至坑北,从檀石取南六十八大步。”参见章国庆编著《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6页。开成元年(836年)的《丁广训墓志铭》文末对其墓地的四至也有明确的交待:“东至浦,西至路,南横塘,北藕池。至内长史手植松柏八十株,水田二十亩。”参见章国庆编著《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第21页。由此可见当时墓园的占地面积还是相当大的,故而丧家都会极为郑重地在墓志铭中交待其来源和四至,成为当地的一种习俗。
(47)乜小红:《中国古代契约发展简史》,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29~130页。
(49)这在很多墓志中都有交待,如光化三年(900年)的《王弘达妻马氏墓志》在交待完墓地的四至以后说:“右四至内王自买得,并不关上下门閍六亲之事。”参见厉祖浩编著《越窑瓷墓志》,第142页。乾化四年(914年)的《余备妻刘氏墓志》则在志文末交待完买地的情形后备列保人和见人的姓名和年龄:“保人姓名如后:保人石项,年五十四;保人石柤,年七十;保人张招,年七十五。见人石通。”参见厉祖浩编著《越窑瓷墓志》,第164页。龙德元年(921年)的《方稹墓志》中也说:“用贿帛售得项瑗之山地,关约断直,具有契书保见焉。”参见厉祖浩编著《越窑瓷墓志》,第168页。只不过均不如《马思邽妻闻氏三十娘墓志铭》所记详备而已。
(50)通过《余备妻刘氏墓志》文末对保人、见人年龄的记载,我们可以推知他们应该是由德高年劭的长者为之。
(51)该墓志虽然使用赵匡胤的年号纪年,但此时吴越国尚未纳土归宋。志文一开始也称:“南瞻部州大吴国浙江东道东府余姚县……”而吴越国素有东南佛国之称,上林湖周边也是佛寺林立。
(52)五姓葬虽然起源很早,但在唐代却一直未得到官方的认可,故仅在下层流传且罕见具体用例。学界习惯上认为五姓葬是在宋代才得到官方承认,并在帝王陵墓中得到使用,从而在社会上广为流行的。相关讨论可参见吴羽《五音姓利于北朝隋唐的葬埋择吉探微》,《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上林湖新出的这批瓷墓志正是唐五代时期五姓葬在江南地区下层社会流行的典型代表。
(53)按:景向即丙向,唐代为避李渊之父李昺之讳而改。丙向即指东南方向。
(54)(55)章国庆编著:《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第10、22页。
(56)如作于咸通十一年(870年)的《刘彤墓志铭》即是如此,志文末云:“便利其年十一月十八日龟筮叶吉,窆于明州鄮县孝义乡仲夏里之原,(留白)向,礼也。”参见章国庆编著《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第43页。
基本信息:
DOI：10.14167/j.zjss.2018.12.016
中图分类号:K877.45;K892.22
引用信息:
[1]孟国栋.异质之美:上林湖新出瓷墓志生成的地域因缘及其文化内涵[J].浙江社会科学,2018,No.268(12):126-133+160.DOI:10.14167/j.zjss.2018.12.016.
基金信息: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4ZDB065);;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6FZW015)阶段性研究成果
2018-12-11
2018-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