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社会科学

参考文献

(1)Hibbing,John R.,Elizabeth Theiss-Morse.Congress as Public Enemy:Public Attitudes toward Americ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2)Esarey A.,Xiao,Q.“Political Expression in the Chinese Blogosphere:Below the Radar”,Asian Survey,No.5,vol.48(2008),pp.752~772.

(3)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6年7月。

(4)张音、张新苗:《破解塔西佗陷阱的舆论怪圈》,《人民日报》2012年6月26日,第14版。

(5)Hetherington,Marc J.Why Trust Matters:Declining Political Trust and the Demise of American Liberali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

(6)在互联网时代容易发生舆情事件是当前中国特色的制度环境所导致的某种必然结果。参考张权:《政务舆情回应的困境与对策》,《行政管理改革》2016年第12期。

(7)陈云松:《互联网使用是否扩大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社会》2013年第5期。

(8)在网络公共事件中政府与网民互动的频次与政治信任的变化被研究证实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性,参考张明新、刘伟:《互联网的政治性使用与我国公众的政治信任》,《公共管理学报》2014年第1期。

(9)加里·金等(2014)认为,现实中往往存在超出理论适用范围的情况,对这些情况进行分析,区分其中变量属于系统性因素还是非系统性因素,是社会科学的基本任务之一。参见加里·金、罗伯特·基欧汉、悉尼·维巴:《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陈硕译,格致出版社2014年版,第53页。

(10)例如在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过程中,过分强调信息公开而导致政府透明度增加可能会暴露更多问题,Curtin和Meijer(2006)、Grimmelikhuijsen(2009)、Worthy(2010)等认为,更多的政府能力不足,政策不一致以及政策失败的披露,反而会进一步加剧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制度化的信息公开有助于治理能力的提升,但对于平息舆情事件以及阻止政治信任的流失而言,未必能够形成帮助。

(11)本文之所以要单独讨论当代中国政治信任的结构特征,换言之,之所以将“就事论事”的政治信任作为一个中国问题予以探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问题只有在中国语境下才具有讨论的意义。根据傅慧芳(2010)的观点,中国存在着“公民参与渠道狭窄与现代公民政治参与热情之间的矛盾”。参见傅慧芳:《公民网络参政需求的增长与制度回应的博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第88~94页。“全球互联网项目”(WIP)通过比较各国资料,发现其他国家的多数受访者都不认为“通过使用互联网,人们对政府会有更多的发言权”,只有中国是例外,60%以上的受访者同意该说法。这意味着,互联网对于政府与公众之间政治互动的促进几乎是中国所特有的社会景观。Richard Davis,Politics Online:Blogs,Chatrooms and Discussion Groups in American Democracy,New York:Routledge,2005.而这一点,如文中所述,正是令政府与公众互动成为影响政治信任的系统性变量,进而导致“就事论事”的政治信任遵循一套与“泛泛而论”的政治信任不尽相同的因果逻辑的根本原因。所以,对于当代中国政治信任的结构特征进行讨论实际上是对“就事论事”的信任的结构特征进行分析。

(12)上官酒瑞:《变革社会中的政治信任》,学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页。

(13)李连江:《差序政府信任》,《二十一世纪》2012年第3期。

(14)如史天健(2001)的研究结果显示:民众认为中央政府可以信任的比例占80%,认为党中央和国务院大多数是为人民利益服务的,民众对地方和基层政府的信任度则要低得多。Tianjian Shi,“Cultural Values and Political Trust:a Comparison of People’s Republic of the mainland and Taiwan”,Comparative Politics,No.4,vol.33(2001),p.401~419.

(15)朱光磊、周望:《在转变政府职能的过程中提高政府公信力》,《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第120~128页。

(16)Rothstein,Bo,“Creating Political Legitimacy:Electoral Democracy Versus Quality of Government”,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No.3,vol.53(2009),p.311~330.

(17)正如喻国明(2010)指出,“目前我国的政治逻辑基本是‘只有更高的权力可以制约权力’,而不是公民的权利。试图依靠权力的‘清官情结’和‘皇帝情结’虽往往是民众的一厢情愿,但目前他们唯一能够倚重的力量的确也只有高层权力的表态。”喻国明:《网络群体性事件:起因、原由和解决之道》,《中关村》2010年第5期。

(18)韩志明:《利益表达、资源动员与议程设置》,《公共管理学报》2012年第2期。

(19)罗姆·阿尔:《信任及其替代物:政治过程的心理基础》,载马克·沃伦主编:《民主与信任》,吴辉译,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231~253页。

(20)在政治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中,公民具有相对比较成熟的政治素养,往往能够对政治对象进行清晰的区分。与之相反,作为新兴转型国家,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往往无意识对政治行动者、政府组织和政治制度等政治信任对象作出严格区分。”上官酒瑞:《现代社会的政治信任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0页。他们眼中的政府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作为“泛泛而论”的政治信任的置信对象,政府是一个混合了组织、行为体、制度、政策、价值等要素的系统集合。

(21)Norris,Pippa,“Introduction:The Growth of Critical Citizens?”,In Norris,Pippa(eds.),Critical Citizens:Global Support for Democratic Governa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1~27.

(22)于建嵘、裴宜理:《中国的政治传统与发展》,《南风窗》2008年第20期。

(23)史天健(2001)的研究发现,中国人对于政府较高的信任度,往往不会体现在具体事件或具体人身上。Tianjian Shi,“Cultural Values and Political Trust:a Comparison of People’s Republic of the mainland and Taiwan”,Comparative Politics,No.4,vol.33(2001),p.401~419.

(24)转引自上官酒瑞:《变革社会中的政治信任》,学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13页。

(25)Mc Graw K.M.,Lodge M.,Stroh P.,“On-Line Processing in Candidate Evaluation:the Effects of Issue Order,Issue Salience and Sophistication”,Political Behavior,No.1,Vol.12(1990),p.41~58.

(26)Lodeg M,“Towardsa Procedural Theory of Candidate Evaluation”,In Milton Lodge,Kathleen Mc Graw(eds.),Political Judgment:Structure and Proces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5,pp.111~140.

(27)Zaller J.R.,“Feldman S.A Simple Theory of The Survey Response:Answering Questions Versus Revealing Preferences”,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No.3,Vol.36(1992),p.579~616.

(28)Feldman S,“Answering Survey Questions:the Measurement and Meaning of Public Opinion”,In Milton Lodge,Kathleen Mc Graw(eds.),Political Judgment:Structure and Proces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5,pp.249~270.

(29)Good,D.,“Individuals,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nd Trust”,In D.Gambetta(eds.),Trust:Making and Breaking Cooperative Relations,Oxford:Basil Blackwell,1988,pp.31~48.

(30)张旭霞:《试论政府公信力的提升途径》,《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7期。

(31)(36)(37)罗素·哈丁:《我们要信任政府吗?》,吴辉译,载马克·沃伦主编:《民主与信任》,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20~38页。

(32)张曙光:《社会表征理论述评:一种旨在整合心理与社会的理论视角》,《外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33)唐文方:《中国民意与公民社会》,胡赣栋、张东锋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4)根据Lewicki与Bunker(1996)的观点,理性的计算指的是“对维系或切断信任所付出的代价以及创设或维系其关系所带来的结果的判定。”Lewicki,Roy J.,Barbara B.Bunker,“Developing and Maintaining Trust in Work Relationships”,In R.M.Kramer and A.T.Tyler(eds.),Trust in Organization,London:Sage Publication Inc.,1996,pp.114~139.

(35)作为理性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Coleman(1990)曾提出,理性人在决定是否信任他人时必须权衡两样东西,一是潜在收益与潜在损失相比孰重孰轻;二是对方失信的可能性有多大。Coleman,James S,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p.99~101.但是公众与政治系统之间的信任关系与普通的人际信任关系不同,前者更具有依附性,也就是公众的自身利益实现(或损失)与否在很大程度上系于他者(政治系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权衡潜在收益与潜在损失相比孰轻孰重就不那么重要了,因为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只能被动选择与政府“合作”。需要权衡的核心将是对方失信的可能性,其次才是由此造成的潜在损失或潜在收益。

(38)上官酒瑞:《现代社会的政治信任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1页。

(39)游宇、王正绪:《互动与修正的政治信任:关于当代中国政治信任来源的中观理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年第2期。

(40)郑也夫:《信任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104页。

(41)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86页。

(42)迪戈·甘姆贝塔:《我们能信任信任吗?》,杨玉明译,载郑也夫主编:《信任:合作关系的建立与破坏》,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第264~298页。

(43)(47)郑永年:《技术赋权》,邱道隆译,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111页。

(44)Anthony Downs,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s,1957,p.77.

(45)这里的实际行动主要指的是公众试图获取信息,进而消除不确定性所采取的各种政治参与行为,既包括控制导向的信息加工与信息扩散,也包括好奇导向的信息收集与信息传播。

(46)关于信任与个人收益的关系,可以参考柯武刚和史漫飞(2002)、Mckean(1975)等的研究成果。其中柯武刚和史漫飞(2002:113)认为:制度可以协调人们的各种行动,增加可预见性,进而促进信任的建立。而信任的建立能够减少人们在相关信息搜寻上的消耗。参见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韩朝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Mckean(1975)认为:信任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如果人们在交易活动中建立了足够的信任,他们就不必为了防止自己上当受骗而花费大量资源在度量和监督方面。Mc Kean,Roland N,“Economics of Trust,Altruism,and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In Edmund S.Phelps(eds.),Altruism,Morality and Economic Theory,New York:Russell Sage,1975,pp.29~44.

(48)郑也夫:《中国的信任危机》,载郑也夫、彭泗清等主编:《中国社会中的信任》,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第303~325页。

(49)张维迎:《信息与信用》,载郑也夫、彭泗清等主编:《中国社会中的信任》,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第250~262页。

(50)彭泗清(2003)将信任分为“人品信任”和“能力信任”。意在说明除了置信主体的主观意愿,还有能力等非主观因素会对关于信任的计算结果的准确性产生影响。彭泗清:《关系与信任:中国人人际信任的一项本土研究》,载郑也夫、彭泗清等主编:《中国社会中的信任》,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第1~12页。

(51)在这种情况下,迪戈·甘姆贝塔(2003)提出了“我们能信任信任吗?”的命题。参见迪戈·甘姆贝塔:《我们能信任信任吗?》第264~298页。

(52)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程胜利译,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96页。

(53)Newton,K.Trust,Social Capital,Civil Society,and Democracy.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01,22(2):201~214.

(54)李艳霞:《何种信任与为何信任》,《公共管理学报》2014年第11期。

(55)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56)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郭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57)马德勇:《政治信任及其起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7年第5期。

(58)杨国枢:《中国人的社会取向:社会互动的观点》,杨宜音:《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1~55页。

(59)侯俊东、滕艳娇:《危机情境下公众信任受损的行为策略演化博弈》,《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15年第15期。

(60)丹尼斯·麦奎尔、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祝建华、武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61)Maslow,A,Toward a Psychology of Being,Princeton:Van Nostrand,1962,p.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