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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山阴释智广所撰《悉昙字记》、中唐明州开元寺马氏所传《涅槃经悉谈章》、北宋释惟净等集《景祐天竺字源》是近代中国学人从海外发现寻回而刊印流布的三部最为重要的梵汉双语悉昙学文献,其中杨守敬、汪康年、罗振玉、罗福苌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个曲折的过程中,虽然他们各自具体的出发点与关注内容不一样,但是总体上不仅一致地表现了近代中国学人的文献关怀,也反映了近代中国梵学的学术进展。
Abstract：Among the lost works of Sanskrit-Chinese bilingual literature which were found overseas,brought back and be published, Xi-tan ziji written by Shi Zhiguang of the mid-Tang dynasty, Nie-pan-jing Xi-tan zhang imparted by Mr. Ma of the mid-Tang dynasty and Jing-you Tian-zhuzi yuan collected by Shi Weijing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re the three most important ones. Their reappearance in China is due to Yang Shoujing, Wang Kangnian, Luo Zhenyu and Luo Fuchang. Although their reasons of taking the responsibility and focuses of the works are different, the four people have demonstrated the same concern of modern Chinese scholars over literature and the academic progress of modern Sanskrit in China.
(1)Richard Salomon,Indian Epigraphy:A Guide to the Study of Inscriptions in Sanskrit,Prakrit,and the Other Indo-Aryan Languag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39;智广:《悉昙字记》,《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4卷,第1186页上栏。
(2)《涅槃经悉谈章》原本附记,《涅槃经悉谈章》上虞罗氏《悉昙三书》印本,该本影印收录于《罗雪堂先生全集》七编第三册,大通书局1976年版,第1033~1068页。又本文行文中对于年月日的表示,大写表示传统的纪年法,阿拉伯数字表示公元纪年,二者予以严格区分。
(3)现存《悉昙字记》诸本(参陈开勇《〈悉昙字记〉“归敬颂”小考》,《世界宗教文化》2016年第6期,第133页脚注(1)所列),题下撰人皆署作“大唐山阴沙门智广撰”。据此署题,能确知其为唐代山阴(今浙江绍兴)人。释空海于元和元年(日本大同元年,806)八月从明州启程回日本,同年十月二十二日上《御请来目录》,其中明确提到他在唐土搜罗、书写并带回日本的经籍中有“《悉昙字记》一卷”(见空海《御请来目录》,《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5卷,第1064页上栏),故可确知智广此书撰于806年以前。至于确切时间,文献乏征,无法确定。
(4)近现代时期,《涅槃经悉谈章》不见其它刊载。《悉昙字记》见于《大日本校订大藏经》(日本1880-1885年出版)、《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上海哈园1909-1913年出版)、《大正新修大藏经》(日本1922-1934年出版);又杨守敬1892年仿宋字刻本。《景祐天竺字源》见于《宋藏遗珍》(北京1935年出版)。当代的刊行情况与本文论题无涉,姑不论。
(5)《日本访书志》卷15《〈宋元明大藏经〉未收古经目录》小序云:“余在日本所得古钞佛经,不下六七百卷,其中有唐人书写者,有日本人传录者,工拙不一,而时有出于《高丽藏》《宋藏》、元、明《藏》之外。有岛田蕃根者,笃好佛书,为言此皆其国入唐求法僧所赍回者。会其国集股印《大藏经》,并借余所得本校补,因以知宋、元、明《大藏》不收之目,今列于左。”见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8册,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36页。
(6)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8册,第339页。
(7)(12)(18)汪诒年纂辑:《汪穰卿先生传记》,(近代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6、223、224页。
(8)(21)杨守敬与汪康年书札之四,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371页。
(9)杨守敬与汪康年书札之五,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2372页。
(10)书板后来运到武昌城里杨守敬家中,见民国元年壬子(1912年)三月二十二日杨守敬与罗振玉札,杨先梅辑、刘信芳校注《杨守敬题跋书信遗稿》,(湖北省博物馆丛书),巴蜀书社1996年版,第182页。
(11)陈三立:《散园精舍诗文集·文集》卷四,李开军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827~828页。
(13)《悉昙字记》,上虞罗氏《悉昙三书》印本。又见罗继祖撰述、萧文立编校《雪堂类稿》乙《图籍序跋》,辽宁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359页。
(14)(19)参见郗志群考释《杨守敬致罗振玉的一封信》,《文献》1998年第4期。
(15)有关书目还载杨守敬藏书中的《悉昙字记》有六卷本日本刻本(参武茂昌《杨守敬藏书目的整理与研究》附录6《观海堂书目》,首都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考日本历史上所载及今存《悉昙字记》诸本,从来没有六卷本(参马渊和夫著《增订日本韵学史の研究》III《第五篇日本韵学书籍集录(悉昙篇)》,临川书店1984年版,第245~253页),而且《悉昙字记》份量本来很小,不可能有六卷,此条记载显误。
(16)参见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第四辑“悉昙字记”条,东方出版中心1989年版,第101页。
(17)杨守敬不明梵文,作为一个严谨的版本学家,他不可能随意更改其内容。参见郗志群考释《杨守敬致罗振玉的一封信》,《文献》1998年第4期。
(20)叶德辉:《(插图本)书林清话》附录二《书林别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66页。
(22)陈三立:《散园精舍诗文集·文集》卷四《振绮堂丛书序》,李开军点校,第828页。
(23)《涅槃经悉谈章》,上虞罗氏《悉昙三书》印本。
(24)参见《扶桑两月记》、《扶桑再游记》,载罗振玉《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11集,罗继祖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91~149页。
(25)罗振玉:《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11集,罗继祖主编,第108页。
(26)《悉昙字记》,上虞罗氏《悉昙三书》印本。
(27)涩江全善、森立之编《经籍访古志》,贾贵荣辑《日本藏汉藉善本书志书目集成》第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328页。
(28)《悉昙字记》药师尚质本,日本筑波大学藏。
(29)参见陈开勇《〈悉昙字记〉“归敬颂”小考》,《世界宗教文化》2016年第6期。
(30)汪康年离开武昌后,径至上海办报,时罗振玉亦在上海办农社,汪、罗二人有密切交往,参《永丰乡人行年录》“清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清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诸条(罗继祖撰述、萧文立编校《雪堂类稿》附《永丰乡人行年录》,第16~18页)。这个时候罗振玉是否在汪康年那里接触到杨刻《悉昙字记》,史料没有明确记载。故姑且仍以杨守敬赠书作为罗振玉首见杨刻的时间。
(31)上海书画出版社编《罗振玉手札》,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参陈捷《〈罗振玉手札〉所收罗振玉致杨守敬书札考察》,《文献》2009年第3期。
(32)(39)(47)(54)罗振玉撰述、萧文立编校:《雪堂类稿》乙《图籍序跋》,第243、359、425、490页。
(33)见郗志群考释《杨守敬致罗振玉的一封信》,第282页。
(34)汪诒年纂辑:《汪穰卿先生传记》,第224页。
(35)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古籍总目·丛书部》,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650~651页。
(36)(37)杨先梅辑、刘信芳校注:《杨守敬题跋书信遗稿》,第182、186页。
(38)《永丰乡人行年录》:“(中华民国二年癸丑)五月,上海友人请续《国学丛刊》,如前两月出一册,古籍之外,间以新著。王静安代作序(此《丛刊》后各自为书,易名《雪堂丛刊》,共五十二种)。时静安迫于生事,乡人乃以编校之事委之,月致饩二百元。”载罗继祖撰述、萧文立编校《雪堂类稿》附《永丰乡人行年录》,第46页。
(40)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1册《邻苏老人年谱》,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8页。
(41)见本文第三节。
(42)罗振玉:《〈涅槃经悉谈章〉跋》,《涅槃经悉谈章》上虞罗氏《悉昙三书》印本,《罗雪堂先生全集》七编第三册,第1037页;又见罗继祖撰述、萧文立编校《雪堂类稿》乙《图籍序跋》,第425页。
(43)王旭梁:《罗福苌生平及其学术述论》,文史哲出版社2015年版,第62页。
(44)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一六九王国维致罗振玉札、第一八七罗振玉致王国维札,王庆祥、萧立文校注,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141页。
(45)王旭梁:《罗福苌生平及其学术述论》,第63-64页;参见李恩绩《爱俪园梦影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64~65页。
(46)保守估计,罗福苌见到《涅槃经悉谈章》,约在民国五年十月至民国六年四月之间。但是,《涅槃经悉谈章》份量极小,以其作跋时间倒推,兼及当时罗振玉对于悉昙的态度、罗福苌的行踪,罗福苌见到《涅槃经悉谈章》的时间或在民国六年春季。
(48)1911年2月11日王国维致缪荃孙:“叔翁在此现与维二人整理藏书,检点卷数。因此次装箱搬运错乱太甚,大约至明春二月方能就绪,目录亦可写定矣。”载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5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9页。
(49)罗振玉:《日本古写本〈悉昙字记〉跋》,《悉昙字记》上虞罗氏《悉昙三书》印本。
(50)罗振玉:《〈涅槃经悉谈章〉跋》,《涅槃经悉谈章》上虞罗氏《悉昙三书》印本,《罗雪堂先生全集》七编第三册,第1037页。
(51)法隆寺康治本现在仅目录有载,具体情况不明,参马渊和夫著《增订日本韵学史の研究》III《第五篇日本韵学书籍集录(悉昙篇)》,第246~247页。不过,据罗振玉《日本古写本〈悉昙字记〉跋》,此本与宽治本同,只是时代晚于宽治本。
(52)罗振玉《〈涅槃经悉谈章〉跋》:“往游海东,得唐僧义净《梵唐千文》及智广《悉昙字记》,尝欲为之板行。”《涅槃经悉谈章》上虞罗氏《悉昙三书》印本,《罗雪堂先生全集》七编第三册,第1037页。
(53)王旭梁著《罗福苌生平及其学术述论》:“七月,雪堂公于日本得见古写本《悉昙字记》与《景祐天竺字源》,与福苌共同考究。《悉昙字记》为罗氏收藏。”(第62页。)此言有误。《悉昙字记》宽治本为吉泽义则所藏,1933年大阪府立图书馆编《近畿善本图录》,其中收录的《悉昙字记》影照了宽治本的尾页,题目云“四十悉昙字记宽治六年钞京都市吉泽义则氏藏”(参大阪府立图书馆编《近畿善本图录》,京都:贵重图书影本刊行会,1933年),就是说,在这个时候,该本还在日本,因此罗氏不可能收藏该本。又《〈涅槃经悉谈章〉跋》云:“又为友人从东京博物馆借影《景祐天竺字源》。”所谓“友人”,乃上海哈园姬觉弥。之所以说为友人借,是因为哈园出资,实际上选择典籍的权利在罗振玉。此事哈园方面的实际经办人是邹安(景叔),为罗振玉、王国维同乡,时在哈园编《艺术丛编》。
(55)罗继祖撰述、萧文立编校:《雪堂类稿》乙《图籍序跋》,第439页。据跋尾,此文作于光绪十九年癸巳(1893)冬仲月。
(56)宗睿(亦作宗叡)是入唐八家之一,唐咸通三年(863年)入唐求法,后撰有《悉昙私记》,为《悉昙字记》最早的注释。安然《悉昙藏·序》:“评此诸说,以摄四种。一伪作字,以摄释摩诃衍论非梵非唐字。二妄计字,以摄七十二字六十四书。三点推字,以摄《大悉昙章》及《慧远章》。四真实字,以摄智广《字纪》十八章文,与诸梵文多所契合;余章不然,故皆斥之。”“唯十八章与诸梵文契合,非余大章等之所能及也。”《大正新修大藏经》第84卷,第365页下栏、366页上栏。安然是日本九世纪中期僧人,悉昙学的集大成者。
(57)《解说梵语学》初版于1912年,第I章至第VI为语音,第VII至XXI为格位变化。其中将Anusvārah名之曰空点,visargah名之曰涅槃点,长音符号名之曰修行点;又云三性乃悉昙家之男声、女声、非男非女声;八格即所谓八啭声等等。榊亮三郎著《解说梵语学》,古义真言宗联合大学1912年版,第1、19、22、23页。《实习梵语学》初版于1916年,第一章为声法,第二章为转声法,第三章为书法,第四章为造颂法,第五章为文抄,第六章为字书,其中第三章专论悉昙。荻原云来著《实习梵语学:文法·悉昙书法·文抄·字书》,丙午出版社1916年版,第94~116页。
(58)《涅槃经悉谈章》,上虞罗氏《悉昙三书》印本。
(59)《观堂集林》第19卷,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8卷,第603页。
(60)《悉昙字记》,上虞罗氏《悉昙三书》印本。
(61)在榊亮三郎的《解说梵语学》里,首先讲字母构成、字体、连字,然后讲变格变位,内容的大致结构一如近现代欧美梵语学者的梵语语法著作,如F.Kielhorn之A Grammar of the Sanskrit Language、F.Max Müller之A Sanskrit Grammar for Beginners、Monier Williams之A Practical Grammar of the Sanskrit Language、A.A.Macdonell之A Sanskrit Grammar for Students等,皆出版于十九世纪后期,此类著述极多,不繁举。日本学者负笈欧洲,所学即此类。
(62)从作跋的时间可以看出罗振玉刊行时的实际顺序:《悉昙字记跋》的时间是“丙辰九月下澣”,《景祐天竺字源》的时间是“丙辰九月晦”,《涅槃经悉谈章》的时间是“宣统丁巳五月十有八日”。
(63)参见罗振玉《〈说文二徐笺异〉序》。
(64)此跋与《悉昙字记跋》、《景祐天竺字源跋》在内容上稍有不同,即除了与后二者一致的撰者、版本介绍外,《〈涅槃经悉谈章〉跋》还多了许多对于梵文的比较具体的认识内容。
(65)具体内容见原书§§1-2、313-319,榊亮三郎《解说梵语学》,第1~2、223~227页。
(66)罗振玉:《〈涅槃经悉谈章〉跋》,《涅槃经悉谈章》上虞罗氏《悉昙三书》印本,《罗雪堂先生全集》七编第三册,第1037页。
(67)《涅槃经悉谈章》上虞罗氏《悉昙三书》印本,《罗雪堂先生全集》七编第三册,第1038页。
(68)哈园一般阴历正月招生(见蒋君章《仓圣明智大学的回忆》,《传记文学》,1966年第9卷第6期,第12页),又1920年6月20日王国维致罗振玉信中云福苌“此次在哈园,学生皆佩之”(《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661通,第499页),则福苌当民国九年(1920)正月就哈园教职。不过,因为福苌患病,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上课可能是时断时续的。
(69)《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二六三罗振玉致王国维札:“顷因小儿送其妇归宁,携奉《天竺字源》、《悉昙字记》各一部,祈转赠乙老。”第216页。
(70)钱仲联辑录:《沈曾植海日楼文钞佚跋》(三)第23则,《文献》1992年第4期。
(71)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六日”条:“民国七年,我因Sir Charles Eliot[查理·爱理鹗爵士]的介绍,请他到北大来教梵文,并教印度古宗教史。”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66页;王启龙编著:《钢和泰学术年谱简编》,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1~13页。
(72)胡适由英译汉,发表在《国学季刊》1923年第1卷第1期。
(73)此前1908年,有苏曼殊在南京祗洹精舍教梵文,其学亦以欧洲之梵语学为主而兼及悉昙学,然苏曼殊早于1918年病逝。参苏曼殊戊申九月十一日《与刘三书》,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第1册,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211页;又参章炳麟《初步梵文典序》,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第4册,第13~14页;又参《苏曼殊作品表》,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第1册,第19页。
(74)参见王邦维《鸠摩罗什〈通韵〉考疑暨敦煌写卷S.1344号相关问题》,王邦维著《华梵问学集---佛教与中印文化关系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37页。
(75)参见马渊和夫所列的悉昙著作版本目录,马渊和夫著《增订日本韵学史の研究》III《第五篇日本韵学书籍集录(悉昙篇)》,第169~172、245~253页、172~175页。
基本信息:
DOI：10.14167/j.zjss.2018.04.016
中图分类号:H12;H711
引用信息:
[1]陈开勇.从《悉昙字记》到《悉昙三书》——汪康年、罗振玉、罗福苌刊行梵汉悉昙文献始末考[J].浙江社会科学,2018,No.260(04):141-150+160.DOI:10.14167/j.zjss.2018.04.016.
2018-04-15
2018-0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