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社会科学

参考文献

①参潘立勇:《朱子理学美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186页以下。潘著为朱熹美学思想、艺术哲学建构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是目前该领域最为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研究成果。

②参顾易生等:《宋金元文学批评史》,下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764～769页;亦参黄保真等:《中国文学理论史》,第二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398～400页。莫砺锋剖析了朱子文论中“道”与“文”的四层关系,认为其中存在着的“文便是道”与“文是文,道是道”看似自相矛盾的情况,实缘于混同了不同层次、不同范畴的概念。前句是从创作论的层次上讲的,“道”是思想内容,“文”是艺术形式,二者不可分离。后句是从本体论的层次上讲的,“道”是事物本原,“文”是文章典制,文不能等同于道。此段辨析甚精。参莫砺锋:《朱熹文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109～113页。

③参钱穆:《朱子新学案》,下卷,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1712页。

④中国思想中的“道”“器”关系,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类似于海德格尔(Heidegger)所谓“存在”(Sein)与“存在者”(Seiende)的关系。海氏指责自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确立形而上学传统以后,西方哲学的主流就遗忘了“存在”,而沉溺于具体、确定的“存在者”,此论可谓切中肯綮。中国思想更强调大本大源,对“玩物丧志”的作法从来就持批评态度。不过道学家从“道”的高度对文艺的责难,却不可作如是观,因其“道”、“理”经常被狭隘地解作一时一地的宗法伦常、社会规范,而脱离了本真的生存论意涵,这就决定了其对“艺”的态度多是偏狭地排斥而少有通达地领会。

⑤朱子谓元佑诸人作诗“费工夫,要何用。元佑时,有无限事合理会,诸公却尽日唱和而已”(《语类》卷百四十)。钱穆释为:“人之处世,合理会事当理会。理会了而见之诗,则此兴自见,自有诗人风格也。”钱穆,《朱子新学案》,下卷,同前,1713页。

⑥参顾易生等:《宋金元文学批评史》,下卷,同前,772～773页。

⑦参胡晓明:《中国诗学之精神》,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页。

⑧参朱自清,《诗言志辨·序》,《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90页。

⑨如《尚书·尧典》云:“诗言志。”《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云:“诗以言志。”《庄子·天下》云:“诗以道志。”《荀子·儒效》云:“诗言是其志也。”《礼记·乐记》云:“诗,言其志也。”《礼记·孔子闲居》云:“志之所至,诗亦至矣。”

⑩其实朱熹类似“有德者未必能以言称”(《答程允子书》,《集》卷41)的说法也不少见。潘立勇从“道”与“文”中有着“气”的中介着眼,对朱熹这一“矛盾的二律背反”作出了相当到位的解释。参潘立勇:《朱子理学美学》,同前,209页。

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7～68页。

韩经太:《理学文化与文学思潮》,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17页。作者从道学修养的内在脉络和佛老因素的内在影响来勘定“气象近道”的含义,并以“未发”之性与“已发”之情的体用不二来论证朱熹诗论中“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道德教化与性情涵养的辩证统一,所见确当精到,为不易之论。

莫砺锋认为,真正最早、最准确地以“平淡”评陶诗的实为朱熹。并指出,由于朱熹陈义过高,故不免又对陶有“好名”的苛评。参莫砺锋:《朱熹文学研究》,同前,第154～155、197～199页。

参束景南:《朱子大传———多元文化视野中的朱熹》,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9页。

朱熹也并不完全排斥对字句章法的锻炼考究。他肯定“古人诗中有句”(《语》卷140),有时还认为“诗律何妨细”(《傅安道杨仪之二漕劝农有诗次韵二首》之一,《集》卷4),从“诗肠亦频搅”(《彦集圭父择之同饮白云精舍》,《集》卷6)和“台上无人伴苦吟”(《月台》,《集》卷8)等句亦可看出其重推敲、琢磨的创作态度。

参朱自清:《诗言志辨》,《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册,同前,344页。

朱熹诗学发展观主要受朱松启发,朱松《上赵漕书》中诗学与经学合一、以三百篇为本和诗从陶柳门庭中来的诗学思想,实已预示了朱熹诗论的发展方向。参束景南:《朱子大传》,同前,30页。

周紫芝:《竹坡诗话》,见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8页。

参郭绍虞:〈朱子之诗学批评〉,《照隅室古典文学论文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12页。

束景南认为,儒学的忧患意识在先秦表现为忧国忧民,在宋明表现为忧道忧人。参束景南:《朱子大传———多元文化视野中的朱熹》,同前,1039页。事实上,天地之道固然其大无外,心性之学固然精微难穷,但必须落实到国计民生之中,才真正对人具有意义。对于朱熹而言,忧道忧人与忧国忧民乃是一回事,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参刘小枫:〈湖畔漫步者的身影———忆念宗白华教授〉,《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77页。

参牟宗三:《历史哲学》,台北:学生书局1984年版,第164页以下。

刘小枫指出“大生命的境界”是儒家精神理念的本质。参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3～164页。其实正如他在《拯救与逍遥》中已经论证的,这源初的“大生广生”本是儒、道共有的思想景观。参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