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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03, 180-186
近代中国商战思潮“新论”之再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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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14167/j.zjss.2005.03.035
摘要:

本文就“商战”问题回应廖祖义先生先后发表的三篇文章,强调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近代中国商战思潮时,应注意到这一思潮所具内容的复杂性、代表性言论的多样性以及时段的较长性等特点,不能简单地囿于郑观应的商战思想,而忽视该思潮在其之前即有萌芽、在其之后更有延续的过程。认为近代中国“商战”论不仅重视生产领域,而且同样重视流通领域,后者既是该思想的切入点,也是与列强争胜的归宿点。因此,《辞海》中“商战”词条的解释是正确的,应予维护。曾国藩在近代新的背景下使用“商战”二字,一定程度上透露出“商”的近代新内涵之信息,以及“商”和“战”的某种统一体意义,尽管他本人并不是“商战”论者。同时强调,对洋务派以及袁世凯等人的经济思想也应进行客观、合理的分析,不能笼统地否认他们具有“商战”观念,更不能从想象和简单化的逻辑出发,认为他们根本不可能具有“商战”观念。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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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辞海》的“商战”条解释:①又称“商业战争”。指15-18世纪间葡萄牙、西班牙、尼德兰、英国和法国五个殖民国家,为了争夺殖民地和市场,以取得军事上和商业上的霸权地位,在世界各地先后发生的规模不同的战争。英国最后取得了胜利,为本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②商业竞争的形象性比喻。近代西方商品进入中国市场,压迫了中国的民族工业,中国人亦以商战称之。郑观应提出以兵战对兵战,以商战对商战,认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盛世危言·商战》),兵战治标,商战固本。汪康年也作《商战论》(《皇朝经世文三编》卷三○),认为“既通商之后,则合一国之商以与他国之商相战。”(《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2000年1月第一版,第436页。)

②武曦:《泛论商战》,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8年第3期。

③王峰:《试论麦孟华的商战思想》,未刊稿。

④廖祖义:《“商战”的原意是究竟是什么———与<辞海>“商战”条作者商榷》,载《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第152、153页。

⑤《湘学报》,光绪二十三年二十一日(1897年4月22日),《湘学新报例言》。

⑥《奏定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1904年1月13日),商业学堂本科18门科目中就包含有“机器工学”一门,其余分别是商业道德、商业文、商业算术、商业地理、商业历史、簿记、商品学、理财学、财政学、统计学、民法、商法、交涉法、外国语、商业学、商业实践和体操。璩鑫圭、唐良炎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66页。

⑦廖祖义:《曾国藩是商战论的始祖吗?》,载《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第171、172页。

⑧邱志红:《近代中国商战思潮新论之商榷》,载《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第164页。

⑨有关这方面的详细论述,参阅黄兴涛:《近代中国新名词的思想史意义发微———兼谈对于“一般思想史”之认识》,载《开放时代》,2003年第4期,第77页。

⑩例如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Morrison)的《中国语言字典》(DictionaryoftheChineseLanguage)(1815-1822)、麦都思(W.H.Medhurst)的《华英字典》(ChineseandEnglishDic tionary)(1843)和《英华字典》(EnglishandChineseDictionary)(1847)等等。

李:《光绪四年四月十九日湖广道监察御史李奏折》,见丛刊本《洋务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66页。在折中,他说:“泰西各国,谓商务之盛衰关乎国运,故君民同心,利之所在,全力赴之。始而海滨,继而腹地,既蚀人之资财,并拒人之形胜,盘踞已久,遂惟所欲为。古之侵人国也,必费财而后辟土;彼之侵人国也,既辟土而又生财,故大学士曾国藩谓‘商鞅以耕战,泰西以商战’,诚为确论。此洋人通商弱人之实情也。”(第165页)

同治元年(1862)年底,华衡芳与徐寿父子试制成中国第一台蒸汽机,曾国藩见后,于当天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曾文正公手写日记》(三),同治元年七月初四日,学生书局印行,中华民国54年(1965),第1355页。)

具体参见1998年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相关著作:《以自由看待发展》、《贫穷和饥荒》、《伦理学与经济学》等。在阿马蒂亚·森以及现代许多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原本有两个基本渊源,即工程学和伦理学。但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由于人们只看到斯密在其《国富论》中论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重视经济人的谋利心理和行为,强调“自利”,却相对忽略了其在《道德情操论》中所重视的社会人的伦理、心理、法律和道德情操,从而曲解、误读了亚当·斯密学说。亚当·斯密的后继者们继承并发展了斯密经济学的工程学特征,却忽视了斯密经济学中伦理学的影响。阿马蒂亚·森则是要倡导在经济学的研究中重新引入价值判断和道德情操,恢复经济学与伦理学渊源的关系。

李鸿章:《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李鸿章折》,丛刊本《洋务运动》(六),第6页。

左宗棠:《左文襄公(宗棠)文集·书牍》,卷7,《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65辑,台湾文海出版社,第2901页。

张之洞:《张文襄公(之洞)全集·奏议》,卷26,《拟设织布局折》,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6辑,台湾文海出版社,第2003页。

袁世凯:《袁世凯奏议·上》,《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七日即1901年4月25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74、275页。

袁世凯:《袁世凯奏议·上》,《创设东省商务局拟定试办章程折》(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即1901年11月4日),第343、343、342页。

袁世凯:《袁世凯奏议·中》,《直隶筹办农工诸政情形折》(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十八日即1903年12月6日),第852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4、43页。

曾国藩:《曾文正公(国藩)全集·书札》,卷17,《复毛寄云中丞》,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1辑,第14549页。

基本信息:

DOI:10.14167/j.zjss.2005.03.035

中图分类号:F729

引用信息:

[1]邱志红.近代中国商战思潮“新论”之再商榷[J].浙江社会科学,2005(03):180-186.DOI:10.14167/j.zjss.2005.03.035.

发布时间:

2005-05-15

出版时间:

2005-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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