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播学本土化与跨学科研究的现状及对策

传播学的本土化发展、跨学科研究是一个有机整体。对《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要目》进行考察 ,传播学的本土化处于“短视”、“失语”、“跛脚”等“亚健康状态”。其“健身策略”是在传播研究中保持平等而自由的思想位置 ;在现实传播实践中捕捉理论创新的灵感 ;海纳百川地吸收国外传播新方法、新观点。传播学的跨学科研究处于发展不均衡的初步阶段 ,其具体对策是寻求嫁接优势 ,做好操作化定位、动态化监控、科学化管理、本土化栽培的“四化”工作。我们应该通过“传播学之树模式” ,以整体互动的眼光来对待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跨学科以及基础理论等基本课题。

论中国小说发生期的期限

在梳理学术界对中国小说史初始阶段的不同认识的基础上 ,以小说出现、小说本质、小说活动和小说理论为基本标志 ,确立起小说发生期的概念。同时 ,对于发生期的期限问题 ,作了深入探讨。在把握小说文本与文化文本、小说起源与小说发生的区别的基础上 ,依据小说史实际 ,确定发生期的上限为战国时代。在把握发生期内各种小说现象的内部统一性的基础上 ,确定发生期的下限为西汉末年。

中苏论战与“文化大革命”理论的形成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 ,最主要的原因是 195 7年以后党内出现一种“左”倾思潮。促使这种“左”倾思潮发展到系统化与理论化的动因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国内阶级斗争的错误实践 ,二是“中苏论战”的进行。两者互相影响 ,互相促进 ,互为因果 ,促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形成 ,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四十年代全国高校学业竞试比较分析——从一个侧面说明浙江大学成为名校的原因

本文分析了 2 0世纪 4 0年代全国高校学业竞试 ,并以浙大连续四次名列前茅的事实为例 ,从一个侧面说明浙大成为名牌大学 ,乃属实至名归 ;同时 ,分析了浙江大学取得如此突出成就的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 ,有一位好校长———竺可桢先生 ;第二 ,有一支高水平的教授队伍 ;第三 ,重视科学研究 ;第四 ,办学“严”字当头 ;第五 ,十分重视基础教育 ;第六 ,重视新生选拔。

全球化处境中的宗教发展

全球化过程中经济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的矛盾导致了民族主义和宗教复兴运动的掀起 ,使宗教发展呈现出矛盾态势 ,对世界的稳定与发展构成现实威胁。宗教对话是避免宗教纷争、使全球化进程与宗教发展进入良性互动轨道的唯一出路。

互助会引论

本文梳理了互助会的相关研究文献 ,指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与正式的金融机构相比 ,互助会的参与者可以获得更多的私人信息 ,所以被正式金融体系排斥在外的经济个体可以通过互助会进行融资 ,从而增进社会福利。对于可以通过正式金融体系融资的经济个体来说 ,由于标会可以揭露互助会参与者的流动性冲击的信息 ,所以互助会仍然有其存在的价值。然而 ,承诺、违约和可持续性是妨碍互助会正常进行的一脉相承的三个问题。

中小企业集群成长的影响因素及其实证研究——以永康小五金产业为例

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 ,在经济全球化和产业地方化两大趋势的背景下 ,中小企业集群成长作为一种广泛存在的经济现象 ,已经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广泛关注的问题。本文以永康小五金产业集群为例 ,通过对永康小五金产业集群的现状分析 ,研究中小企业集群成长的影响因素与机制 ,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研究结论对我国中小企业相互作用所形成的集群成长问题的研究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应用价值。

演化均衡与制度演化

本文在对经典博弈论中的纳什均衡概念进行批评性评论的基础上 ,着重对演化博弈理论中的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演化均衡概念———演化稳定战略均衡和随机稳定均衡做了简要的介绍 ,并对这两个概念的联系和区别做了进一步的分析。随后 ,本文将演化均衡的概念同制度演化分析相联系 ,着重指出了演化均衡概念对于制度演化分析的重要意义。

东亚国家司法改革的宪政基础与意义——以韩国司法改革的经验为中心

司法改革涉及到宪政体制的调整与完善 ,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司法改革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本文以东亚社会法治的基本特征的分析为基础 ,介绍了韩国司法改革的背景、内容、目标与途径等基本问题 ,并分析了韩国的经验对我国司法改革的借鉴意义。

中苏论战与“文化大革命”理论的形成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 ,最主要的原因是 195 7年以后党内出现一种“左”倾思潮。促使这种“左”倾思潮发展到系统化与理论化的动因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国内阶级斗争的错误实践 ,二是“中苏论战”的进行。两者互相影响 ,互相促进 ,互为因果 ,促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形成 ,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四十年代全国高校学业竞试比较分析——从一个侧面说明浙江大学成为名校的原因

本文分析了 2 0世纪 4 0年代全国高校学业竞试 ,并以浙大连续四次名列前茅的事实为例 ,从一个侧面说明浙大成为名牌大学 ,乃属实至名归 ;同时 ,分析了浙江大学取得如此突出成就的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 ,有一位好校长———竺可桢先生 ;第二 ,有一支高水平的教授队伍 ;第三 ,重视科学研究 ;第四 ,办学“严”字当头 ;第五 ,十分重视基础教育 ;第六 ,重视新生选拔。

明清家族小说界说及其类型特征

家庭、家族以及相关的婚恋问题 ,本来就是文学作品恒久的主题之一 ,小说亦较早把家族题材纳入了写作视野。然而真正完整而艺术的家族小说则始自于明清 ,是相当晚出的类型。本文针对当前古代文学视阈中家族小说研究仍较薄弱的现状 ,力图明确家族小说在现有小说分类体系中的定位 ,并勾勒其类型特征。

“四象”的兴衰:一个江南市镇经济在近代的际遇与命运

本文认为以往对中国近代经济的研究偏于宏观而对基层尤其市镇经济变迁的研究则相对就少了。这个研究试图通过对一个江南市镇———浙江湖州市南浔镇———经济在近代的变化 ,反映出中国江南乡村经济近代化的一些信息与轨迹。文章主要分析南浔的富商即“四象”在南浔近代经济变化与发展的角色。主要结论是 :该市镇的经济在近代的变化表明 ,一方面传统商业性江南市镇在近代的兴衰与丝绸的生产和贸易密切相关 ,而这时的贸易与国际市场紧密联系起来了 ,另一方面近代工业也开始在市镇产生与发展 ,打下了现代意义的经济结构之初步基础。

儒学的当代发展及其理论前瞻——当代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论中国传播学本土化与跨学科研究的现状及对策

传播学的本土化发展、跨学科研究是一个有机整体。对《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要目》进行考察 ,传播学的本土化处于“短视”、“失语”、“跛脚”等“亚健康状态”。其“健身策略”是在传播研究中保持平等而自由的思想位置 ;在现实传播实践中捕捉理论创新的灵感 ;海纳百川地吸收国外传播新方法、新观点。传播学的跨学科研究处于发展不均衡的初步阶段 ,其具体对策是寻求嫁接优势 ,做好操作化定位、动态化监控、科学化管理、本土化栽培的“四化”工作。我们应该通过“传播学之树模式” ,以整体互动的眼光来对待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跨学科以及基础理论等基本课题。

论抗战后毛泽东争取和平的思想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争取和平的思想之主要目的是成立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 ,推迟或限制内战在局部地区的策略思想是次要的。但它在战后历史演变的各阶段其内涵主次表现不尽相同 :抗战结束至国共停战协定签订阶段 ,毛泽东尽管认为内战与和平的可能性同时存在 ,但根据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 ,认为只要努力争取 ,实现国内和平的可能性要大于战争的可能性 ;停战协定签订后至四平之战结束阶段 ,毛泽东认为这是争取和平民主的新阶段 ,真诚希望与国民党及国内各民主党派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四平之战后至全面内战爆发 ,鉴于中共的力量不足以制止内战 ,毛泽东争取和平主要是从策略考虑 ,即尽可能争取时间备战 ,以应付全面内战的爆发。

番薯、战争与企业家精神——也谈温州模式的成因及其困境

基于番薯的大量种植、战争的影响 ,是温州人口压力高于浙江其他地区的重要原因。温州人的生存压力 ,更是温州模式生成的必要条件。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 ,孕育了独特的区域文化与企业家精神。发展中的温州模式仍然存在若干不足 ,需要多方协力解决。

关于法律规范结构——对一种传统陈述方式的检视

在当下我国法理学界 ,法律规范结构问题的探究已处于沉寂的状态 ,其因并非在于问题已被解决 ,而是肇始于长期偏颇的陈述方式 :在一种极具隐蔽性的言说之下 ,“越界追寻” ,失去了准确的追问方向 ,因而偏离了目标 ,终使本问题的研究陷于困惑。为此要打开这种思考的“闷局” ,就须检视这种陈述方式本身的逻辑脉络 ,确定论域的方位 ,以使进一步的探究真正朝向“对象自身”。

民事证据庭前交换制度的理性思考

司法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正义 ,司法程序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对于司法目的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诉讼中的证据交换制度则是司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本文运用比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方法 ,结合英美法系国家民事证据制度的发展趋势 ,分析探讨了我国民事证据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

关于法律规范结构——对一种传统陈述方式的检视

在当下我国法理学界 ,法律规范结构问题的探究已处于沉寂的状态 ,其因并非在于问题已被解决 ,而是肇始于长期偏颇的陈述方式 :在一种极具隐蔽性的言说之下 ,“越界追寻” ,失去了准确的追问方向 ,因而偏离了目标 ,终使本问题的研究陷于困惑。为此要打开这种思考的“闷局” ,就须检视这种陈述方式本身的逻辑脉络 ,确定论域的方位 ,以使进一步的探究真正朝向“对象自身”。

民事证据庭前交换制度的理性思考

司法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正义 ,司法程序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对于司法目的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诉讼中的证据交换制度则是司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本文运用比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方法 ,结合英美法系国家民事证据制度的发展趋势 ,分析探讨了我国民事证据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

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发展

本文简要论述了从马克思晚年对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立“吸取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果”的社会主义的研究 ,到邓小平创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再到“三个代表”思想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发展的思想历程 ,着重评述了马克思的第三个伟大发现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阶段划分问题。

论家庭的内聚化和多元化

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化、产业化进程 ,促进了以亲族为基础 ,以地缘和血缘为核心的村落共同体向以现代企业、公司为基础 ,以业缘为核心的现代都市社会过渡。为适应工业经济制度、城市生活方式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 ,西方社会的婚姻家庭呈现出结构核心化、功能聚焦化、规模缩小化等内聚化以及形式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不仅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得到了证明和延续 ,也为我们重新思考和定义家庭提出了必要性和可能性。

我国本专科教育发展的回顾与对策展望

根据不同社会发展时期与本专科发展规模的变化 ,建国以来我国本专科教育发展大致可分为六个阶段。从我国本专科教育历史演进的方式 ,可以看出国家政策变化是本专科规模波动的主要因素。转变政府职能、强化学术力量和引入市场机制 ,是解决现存问题的关键所在。

在与当代西方哲学的对话中阐发马克思学说的当代意义

在当代人类状况所提供的历史条件中重新领会马克思的哲学革命 ,对于正确把握历史唯物主义思想 ,具有关键的意义。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对西方哲学的知识论传统的扬弃 ,而当代哲学诸重要学派的核心论题正是知识的存在论性质问题。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论境域开启了当代西方哲学的基本论域 ,因此 ,马克思学说与当代西方哲学的对话是当代人类思想努力的题中应有之义。

论社会主义历史自觉能动性的主体方位和制约因素

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不仅要研究社会主义的历史、现状、本质和发展规律 ,而且要从主体性、实践性的视角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历史自觉能动性的主体方位和制约因素。主体方位就是社会主义实践主体的自我定位和自我制约 ,只有正确规定主体的精神方位、历史方位和实践方位 ,才能合理地发挥主体的历史自觉能动性 ,从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

发展中国家的思想、经验和法治

通过对世界银行和美国国会等组织鼓励甚至强迫发展中国家创造“法律”的种种企图的剖析 ,作者对它们的“法治”观提出了质疑。作者认为 ,它们所谓的“司法不受政治干扰”的法治目标实际上并不存在 ,拒绝法律的政治特性将导致两个严重后果 :其一是将低估法律发展的困难和复杂性 ;其二是将导致法律是好的而政治是坏的优劣分野。此外 ,作者还比较了美国和日本的法治经验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通往韩国宪政主义的新路径

韩国是亚洲国家中唯一一个尝试过不同违宪审查模式的国家。本文通过对韩国宪法审查制度的历史考察及对宪法法院的构成、权限和活动的介绍分析 ,指出目前由宪法法院所实行的违宪审查制度无论是从制度的精确性上还是从受理案件的数量上来说都是以前的宪法审查制度所不及的。宪法法院权限的扩张也助长了法院的有效活动 ,宪法法院制度在提高公民的宪法观念和法治理念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并成功地获得了公众的支持和信任。

论发展中国家的司法改革——一种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比较研究

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司法改革相比 ,中国司法改革的特殊性是显而易见的 :前者通常是经济危机下的产物 ,而后者则是在经济高速发展下进行的 ;前者是在选举民主的平台上展开的 ,而后者则启动于这一基础平台的构筑过程的背景下。而在形成中的民主体制下 ,政治或政府对司法改革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 ,由法院发动的改革如果没有政治和政治家的支持也会形同雕冰琢雪。而一旦司法改革徒具形式 ,难以释解的三权之间的紧张关系将被国家与社会之间更为激烈的冲突所取代。

外资企业的迁移及其根植性问题研究——以台资企业为例

在外资在某些地区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且各地竞相引进外资的情况下 ,外资的迁移活动也已经悄然开始。因此 ,如何留住和“粘住”外企以持续地获得其投资效应就成为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以根植性理论为基础 ,通过对外资特别是台资企业在国内部分地区迁移情况的比较分析 ,较为详细地研究了部分文献所建议的本地集群战略有效性及其前提 ,并对外资主导型区域和本土经济主导型区域这两种情形 ,针对外资本身的产业组织形式 ,讨论了外资能否根植于当地和如何根植于当地的问题及其路径与实质。

制度系统的关联性特征

文章描绘制度系统的静态结构特征———关联性 ,即运用矩阵方式描绘系统内各项制度之间的独立关系、耦合关系、互斥关系 ,运用有向树型图描绘各项制度之间的源发—派生关系。并初步探讨了制度系统的关联性特征对于制度演化的影响。

温州经济发展需要进一步的制度创新

本文认为当前温州的经济格局是经济主体在当地的土地资源稀缺、区位条件不利、资本又相对充裕的约束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结果。从制度层面看 ,当前更主要的原因是新权威主义旗帜下国家宏观管理的强化 ,压制了地方的制度创新能力。为此 ,急需国家给像温州这样具有经济活力的区域提供宽松的制度环境 ,增加包括区域性的股票交易市场在内的制度供给。

关注民生 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新时期浙江省社会发展解读

本文从分析我省社会发展呈现的新特征着手 ,研究了新时期我省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任务 ,探讨了加快新时期我省社会发展的对策思路 ,提出必须关注民生 ,坚持科学的发展观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 ,把握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全面进步。

举证时限制度的理性分析

举证时限制度以诉讼效益为价值取向 ,与诉讼公正表现出一定的对立性 ,其正当化的基础是诉讼经济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举证时限制度效用的发挥 ,需要相应的运行环境 ,包括程序公正的诉讼理念、辩论主义的诉讼原则和集中审理的审理模式。由于我国的举证时限制度是通过司法解释建立起来的 ,效力层次低且缺乏相应的运行环境 ,故而具有相当的局限性。

紧紧抓住机遇 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民事证据庭前交换制度的理性思考

司法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正义 ,司法程序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对于司法目的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诉讼中的证据交换制度则是司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本文运用比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方法 ,结合英美法系国家民事证据制度的发展趋势 ,分析探讨了我国民事证据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

论我国户籍制度功能的异化及其回归

户籍制度改革偏离户籍本身功能的倾向 ,是导致我国户籍制度改革二十多年来至今未能从根本上突破全面实现户口迁移自由和城乡户口一体化这两个关口的重要原因。本文探索了户籍制度功能的本义、演变及其原因 ,提出了户籍功能的复原应当成为下一步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的论点 ,并就回归户籍制度本质功能 ,积极推进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提出了几点建议。

民办高等教育:现状、问题与趋势

民办高等教育与公办高等教育共同发展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共同特征。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政府投入非常有限 ,高等教育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的精英教育阶段 ,供求矛盾十分突出。体制转轨后 ,民办高等教育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在大众化高等教育中显现了无限生机和活力。刚刚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为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未来的民办高等教育将与公办高等教育一起共同发展 ,走向大众化、现代化、国际化。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经济效益的实证研究

借鉴国际上现有研究成果 ,结合我国当前社会、经济技术条件的特殊性 ,通过深入企业调查、整体抽样 ,用回归分析方法建立数学模型 ,对所获得资料进行分析 ,从而得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对经济效益影响的初步结论。

全球化处境中的宗教发展

全球化过程中经济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的矛盾导致了民族主义和宗教复兴运动的掀起 ,使宗教发展呈现出矛盾态势 ,对世界的稳定与发展构成现实威胁。宗教对话是避免宗教纷争、使全球化进程与宗教发展进入良性互动轨道的唯一出路。

论中国传播学本土化与跨学科研究的现状及对策

传播学的本土化发展、跨学科研究是一个有机整体。对《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要目》进行考察 ,传播学的本土化处于“短视”、“失语”、“跛脚”等“亚健康状态”。其“健身策略”是在传播研究中保持平等而自由的思想位置 ;在现实传播实践中捕捉理论创新的灵感 ;海纳百川地吸收国外传播新方法、新观点。传播学的跨学科研究处于发展不均衡的初步阶段 ,其具体对策是寻求嫁接优势 ,做好操作化定位、动态化监控、科学化管理、本土化栽培的“四化”工作。我们应该通过“传播学之树模式” ,以整体互动的眼光来对待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跨学科以及基础理论等基本课题。

论抗战后毛泽东争取和平的思想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争取和平的思想之主要目的是成立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 ,推迟或限制内战在局部地区的策略思想是次要的。但它在战后历史演变的各阶段其内涵主次表现不尽相同 :抗战结束至国共停战协定签订阶段 ,毛泽东尽管认为内战与和平的可能性同时存在 ,但根据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 ,认为只要努力争取 ,实现国内和平的可能性要大于战争的可能性 ;停战协定签订后至四平之战结束阶段 ,毛泽东认为这是争取和平民主的新阶段 ,真诚希望与国民党及国内各民主党派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四平之战后至全面内战爆发 ,鉴于中共的力量不足以制止内战 ,毛泽东争取和平主要是从策略考虑 ,即尽可能争取时间备战 ,以应付全面内战的爆发。

教会学校对浙江教育近代化的影响

19世纪末 2 0世纪初美英等西方国家基督教会建立的教会学校 ,在传播基督教思想、进行思想文化侵略的同时 ,对中国传统封建教育的制度、思想、内容、方法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 ,对浙江教育的近代化起到了示范、普及和启蒙的作用。

论中国小说发生期的期限

在梳理学术界对中国小说史初始阶段的不同认识的基础上 ,以小说出现、小说本质、小说活动和小说理论为基本标志 ,确立起小说发生期的概念。同时 ,对于发生期的期限问题 ,作了深入探讨。在把握小说文本与文化文本、小说起源与小说发生的区别的基础上 ,依据小说史实际 ,确定发生期的上限为战国时代。在把握发生期内各种小说现象的内部统一性的基础上 ,确定发生期的下限为西汉末年。

中国民间组织生存发展的法律环境研究

现阶段我国民间组织生存发展的法律环境存在着诸多问题 ,如立法位阶低、体系不健全、法律规则欠缺等。文章对影响中国民间组织生存发展的法律规范缺陷进行了深入分析 ,对优化中国民间组织生存发展的法律环境应确立的基本法律理念及民间组织法律规制的健全发展 ,提出了思路性建议。

儒学的当代发展及其理论前瞻——当代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发展

本文简要论述了从马克思晚年对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立“吸取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果”的社会主义的研究 ,到邓小平创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再到“三个代表”思想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发展的思想历程 ,着重评述了马克思的第三个伟大发现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阶段划分问题。

从动力机制看资本主义的发展与问题

迄今为止 ,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 ,都是由个人利益和科学技术相互交替驱动的 ,其本质就在于一味追求个人的物质财富、物质享受这个最根本的价值观。这种驱动的结果在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繁荣的同时 ,也使人类文明进程陷入了困境。解决的办法是以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观来代替一味追求个人物质财富、物质享受的价值观 ;而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就必须改变资本主义制度。

日本法官的行政控制

文章通过介绍分析日本法官的地位、最高裁判所的事务总局、司法机关和法务部之间的人事交换、司法会议、外部组织的会员资格等 ,对日本法官所受的行政控制进行了研究。并从文化和政治角度对这一整套的行政控制体系的发展加以解释和回答。最后提出了对日本司法改革的相应建议。

东亚国家司法改革的宪政基础与意义——以韩国司法改革的经验为中心

司法改革涉及到宪政体制的调整与完善 ,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司法改革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本文以东亚社会法治的基本特征的分析为基础 ,介绍了韩国司法改革的背景、内容、目标与途径等基本问题 ,并分析了韩国的经验对我国司法改革的借鉴意义。

论发展中国家的司法改革——一种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比较研究

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司法改革相比 ,中国司法改革的特殊性是显而易见的 :前者通常是经济危机下的产物 ,而后者则是在经济高速发展下进行的 ;前者是在选举民主的平台上展开的 ,而后者则启动于这一基础平台的构筑过程的背景下。而在形成中的民主体制下 ,政治或政府对司法改革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 ,由法院发动的改革如果没有政治和政治家的支持也会形同雕冰琢雪。而一旦司法改革徒具形式 ,难以释解的三权之间的紧张关系将被国家与社会之间更为激烈的冲突所取代。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经济效益的实证研究

借鉴国际上现有研究成果 ,结合我国当前社会、经济技术条件的特殊性 ,通过深入企业调查、整体抽样 ,用回归分析方法建立数学模型 ,对所获得资料进行分析 ,从而得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对经济效益影响的初步结论。

番薯、战争与企业家精神——也谈温州模式的成因及其困境

基于番薯的大量种植、战争的影响 ,是温州人口压力高于浙江其他地区的重要原因。温州人的生存压力 ,更是温州模式生成的必要条件。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 ,孕育了独特的区域文化与企业家精神。发展中的温州模式仍然存在若干不足 ,需要多方协力解决。

我国本专科教育发展的回顾与对策展望

根据不同社会发展时期与本专科发展规模的变化 ,建国以来我国本专科教育发展大致可分为六个阶段。从我国本专科教育历史演进的方式 ,可以看出国家政策变化是本专科规模波动的主要因素。转变政府职能、强化学术力量和引入市场机制 ,是解决现存问题的关键所在。

中小企业集群成长的影响因素及其实证研究——以永康小五金产业为例

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 ,在经济全球化和产业地方化两大趋势的背景下 ,中小企业集群成长作为一种广泛存在的经济现象 ,已经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广泛关注的问题。本文以永康小五金产业集群为例 ,通过对永康小五金产业集群的现状分析 ,研究中小企业集群成长的影响因素与机制 ,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研究结论对我国中小企业相互作用所形成的集群成长问题的研究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应用价值。

演化均衡与制度演化

本文在对经典博弈论中的纳什均衡概念进行批评性评论的基础上 ,着重对演化博弈理论中的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演化均衡概念———演化稳定战略均衡和随机稳定均衡做了简要的介绍 ,并对这两个概念的联系和区别做了进一步的分析。随后 ,本文将演化均衡的概念同制度演化分析相联系 ,着重指出了演化均衡概念对于制度演化分析的重要意义。

语用逻辑刍议

语用逻辑有别于语言逻辑 ,前者与语境的关系更为密切。语用逻辑是语言运用过程中的逻辑 ,是逻辑的内在机制支配下的语言语用。当下有关语用逻辑的研究还处于未成熟阶段。有关语用逻辑的研究的基本的理论前提是 :“语言”与“言语”的区别 ;“言语”与“思维”的关系。语用逻辑以“言语”与“逻辑”之间的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语用逻辑在学科归属上是语用与逻辑交叉而成的新兴边缘交叉学科。语用逻辑的深入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于企业家精神的思考

本文认为 ,以往关于企业家精神理论的讨论中 ,存在以偏概全的问题。企业家精神是一个丰富复杂的文化现象 ,是一个由众多要素组成的 ,内涵广泛意义丰富的有机系统。文章扼要总结了以往的研究观点 ,简要介绍了企业家精神的系统特征 ,探讨了要素之间、要素与环境之间等等关系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铸建现代企业家精神必须注意的问题。

论社会主义历史自觉能动性的主体方位和制约因素

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不仅要研究社会主义的历史、现状、本质和发展规律 ,而且要从主体性、实践性的视角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历史自觉能动性的主体方位和制约因素。主体方位就是社会主义实践主体的自我定位和自我制约 ,只有正确规定主体的精神方位、历史方位和实践方位 ,才能合理地发挥主体的历史自觉能动性 ,从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

发展中国家的思想、经验和法治

通过对世界银行和美国国会等组织鼓励甚至强迫发展中国家创造“法律”的种种企图的剖析 ,作者对它们的“法治”观提出了质疑。作者认为 ,它们所谓的“司法不受政治干扰”的法治目标实际上并不存在 ,拒绝法律的政治特性将导致两个严重后果 :其一是将低估法律发展的困难和复杂性 ;其二是将导致法律是好的而政治是坏的优劣分野。此外 ,作者还比较了美国和日本的法治经验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论家庭的内聚化和多元化

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化、产业化进程 ,促进了以亲族为基础 ,以地缘和血缘为核心的村落共同体向以现代企业、公司为基础 ,以业缘为核心的现代都市社会过渡。为适应工业经济制度、城市生活方式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 ,西方社会的婚姻家庭呈现出结构核心化、功能聚焦化、规模缩小化等内聚化以及形式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不仅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得到了证明和延续 ,也为我们重新思考和定义家庭提出了必要性和可能性。

通往韩国宪政主义的新路径

韩国是亚洲国家中唯一一个尝试过不同违宪审查模式的国家。本文通过对韩国宪法审查制度的历史考察及对宪法法院的构成、权限和活动的介绍分析 ,指出目前由宪法法院所实行的违宪审查制度无论是从制度的精确性上还是从受理案件的数量上来说都是以前的宪法审查制度所不及的。宪法法院权限的扩张也助长了法院的有效活动 ,宪法法院制度在提高公民的宪法观念和法治理念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并成功地获得了公众的支持和信任。

明清家族小说界说及其类型特征

家庭、家族以及相关的婚恋问题 ,本来就是文学作品恒久的主题之一 ,小说亦较早把家族题材纳入了写作视野。然而真正完整而艺术的家族小说则始自于明清 ,是相当晚出的类型。本文针对当前古代文学视阈中家族小说研究仍较薄弱的现状 ,力图明确家族小说在现有小说分类体系中的定位 ,并勾勒其类型特征。